文抄:《走在公義路上》,第245頁。

「記得一次會議後,黃仁龍兄的一段說話令我十分感動:『或許,十年後當我們重溫這段歷史時,我們可以告訴自己,我們當時實在已盡了全力,可以無愧於心了。』」
陳文敏:<無愧於心>,《走在公義路上》(香港: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2000年),第245頁。

陳文敏教授這本小書有趣,但由於是不同時期、各類文章的結集,介紹不易,先擱下。剛好揭到這一頁,這一小段的內容有意思,就記下來。

這篇短文講的是九九年居港權案及釋法事件期間,香港大律師公會的工作。據陳文敏憶述,公會當年發了很多新聞稿,而執筆的就是執委會成員--黃仁龍當時是成員之一。

可惜的是當年的新聞稿,連在公會網頁也找不到。在公會網頁上找到最舊的新聞稿,只到2000年。公會在2000年就「和平集會和遊行權利提出的意見」,擲地有聲。(中文版英文版)可嘆,到今天,情況仍未改善,更有惡化趨勢--香港警察對遊行示威的態度,日益向北方公安靠攏。

該文結論提及一個「理想的制度」,現全文引述如下:

「33. 綜合分析了其他先進的世界級文明現代城市的經驗後,我們不難發現一套理想管理和平集會及遊行制度的輪廓:–
(a) 有關法例須確認一憲法原則:雖然可以法規限制該等權利的行使,但不能完全壓抑。同時,這些法例亦應接受只可以“時間、方式和地點”來限制行使該等憲法權利這原則。
(b) 有關法例必須要求警方執法時採取主動促成和平集會及使遊行者得享該等權利的態度。
(c) 該制度應鼓勵欲行使其憲法權利者把意圖先知會警方。能先知會警方者可免負遊行或集會進行時所可能引致的法律責任。其中明顯者為堵塞公路的法律責任。
(d) 警方只能就集會及遊行的時間、方式和地點提異議。
(e) 有關法例需為限制行使憲法權利定下客觀標準。當局在決定限制市民行使憲法權利前,須能以客觀尺度和於合理基礎上滿足該等客觀標準。純粹價值判斷不能見容於制度內。
(f) 若組織者認為警方就集會或遊行的地點,方式及時間設置的限制是錯誤應用該等客觀標準時,他們可立即要求法官覆核警方的決定。
(g) 警方須舉証以說明其就有關申請所設置的限制為必要的。
(h) 為了確保事先通報機制受到尊重,法例應懲罰未依法事前知會警方的集會或遊行組織者。但參予者應不受影響。與其他屬監管性質的違規情況看齊,組織者亦只應被罰款。
(i) 要求組織遊行或集會者事前知會警方的時間不應過長。48小時的通知期沒有理由是不足夠的。若警方欲為集會設置條件,則只能在組織者同意或獲法官批准的情況下才能成立。
(j) 有關法例應賦予警方權力,可豁免就一些不嚴重影響公眾或交通秩序的突發性集會或遊行之事先通知的規定。
(k) 由於少於100人參加的公眾集會或遊行不會對公眾造成不便,應獲完全豁免。」
香港大律師公會:2000年11月25日,<香港大律師公會就和平集會和遊行權利提出的意見>,第6-7頁。網址:http://hkba.org/whatsnew/press-release/20001125-chinese.pdf

十二年過去,集會遊行的權利不進反退,令人唏噓。

黃仁龍由2005年10月20日至2012年6月30日擔任律政司司長。就在這段期間,警方對遊行示威的阻撓越來越多,政府對示威者的檢控尺度亦越來越緊。如果黃仁龍重看文章開頭引述的說話,重溫自己任內種種,不知有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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