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抄:〈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歷史與思想(新版)》,第27-28、32-34頁。

「 法家的反智論是和他們要樹立君主的領導權分不開的,用法家的名詞說,即所謂『尊君』。在君主的心中,知識分子(無論是在朝的還是在野的)最不可愛的性格之一便是他們對於國家的基本政策或政治路線往往不肯死心塌地接受;不但不肯接受,有時還要提出種種疑問和批評。…

  『尊君』論包括積極和消極兩方面的內容。在積極方面,君主必須把一切最高的權力掌握在自己的手上,不能容許有大權旁落、君弱臣強的情況發生。在消極方面,君主必須超乎一切批評之上,君主縱有過失,也要由臣下來承擔責任。所以在實踐中『尊君』必歸於『卑臣』。臣愈卑則君愈尊,而且非卑臣亦無以見君之尊。…」
余英時著,〈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歷史與思想(新版)》,臺北:聯經,2014年5月二版,頁27-28。

香港遭強奪十七年,再加上最近兩個多月的抗爭活動,如果認識到的事只是:「自己香港自己救」;雖有態度、有骨氣,但若然沒有落實執行的計劃,那頂多只能當一個氣慨非凡的悲劇英雄,而香港此際絕不需要如此人物,香港需要自救的方法;而計劃方法之先,就要瞭解敵人。

之所以選這個段落,是其中形容的思想跟現今中共、港共陣營的人何其相似!(甚至一模一樣!)該文刊於一九七五年,據余先生自述是「完全針對著大陸的『文革』而發」,並謂想揭示「造成『文革』的政治勢力雖然在意識型態和組織方式上取法於現代西方的極權系統,但是在實際政治操作上則繼承了許多傳統君權的負面作風,而集中表現在對於知識人的敵視和迫害以及對理性與知識的輕鄙上面。」(〈新版序〉,同上,頁i-ii。)

對,此文原本就是針對中共而寫,而於吾人而言最重要者,是中共的思維根本毫無改變!舉凡「一國大於兩制」、「香港沒有剩餘權力」… 以至「行政主導」,其實走不出幾千年來的法家君權思想。

明乎此,則可把握敵人的本質。

黃仁宇先生曾指,中國已「走向可以在數目字上管理之途」,又謂中共未來的改革方向,是「需要上下之間的法制性的聯繫」。(黃仁宇著,〈第二十章:現代中國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中國大歷史》,臺北:聯經,1993年10月初版(2012年9月第五十七刷),頁323-359。)然則,如未能建立此「法制性的聯繫」,中國仍不是一個現代化的國家。而香港人在這十七年(或三十年)應當瞭解,在看待事物的觀念上,中國仍是一個帝制國家,而中共則不過是皇權集團。

「 本朝的制度,應當說是不能聽任這種黨爭發展的。我們的司法制度極為簡單,缺乏判決爭端的根據。即使是技術上的問題送交御前請求決定,也要翻譯成為道德問題,以至善或極惡的名義作出斷語。在這種具體情況下,只有使全部文官按照『四書』的教導,以忠厚之道待人接物,約束自己的私心,尊重別人的利益,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朝廷才能上下一心,和衷共濟。…」
黃仁宇著,《萬曆十五年》,臺北:食貨,1994年1月增訂二版(2012年1月第六十二刷),頁100。

這一段描述晚明的文字,讀起來不是跟現時的中共相去無幾嗎?一切法理、人權的問題,在中共眼中(或口中如此宣稱)就變成了是否「愛國」、是否「媚外崇洋」;而其內部的官員,當權的總是「清廉正直」,而失勢的就「荒淫貪腐」;… 戴耀廷的計劃,從一開始就錯了,大錯特錯--錯在假設中國是一個現代國家!

而中共的帝制性格,透過其代理人之手,亦會漫延至遭其侵佔的香港。

「…漢初儒學的法家化,其最具特色的表現乃在於君臣觀念的根本改變。漢儒拋棄了孟子的『君輕』論、荀子的『從道不從君』論,而代之以法家的『尊君卑臣』論。

  漢代第一個在政治上得意的儒生是高祖時代的叔孫通。…他為漢廷所訂的朝儀其實即是秦廷那一套『尊君卑臣』的禮節。難怪在施行了之後劉邦要說:『吾迺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南宋時朱熹便看穿了叔孫通的把戲。朱子說:

 叔孫通為綿蕝之儀,其效至於群臣震恐,無敢失禮者。比之三代燕享,君臣氣象,便大不同。蓋只是秦人尊君卑臣之法。(《朱子語類》卷一三五)

叔孫通的『尊君卑臣』手段尚不止此。後來漢惠帝繼位,在長安的未央宮和長樂宮之間造一條路,已經動工了,叔孫通向惠帝指出這條路設計得不妥,會影響到高祖的廟。惠帝倒肯接受批評,立刻就要毀掉已造成的路段。但是叔孫通卻又不贊成,他說:

 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今壞此,則示有過舉。

這就是說,皇帝是永遠不會犯錯誤的。即使真是錯了,也不應公開的糾正,使人民知道皇帝也有過錯。…」
余英時著,〈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歷史與思想(新版)》,臺北:聯經,2014年5月二版,頁32-33。

「人主無過舉」,十七年來的港共政權簡直奉為金科玉律,不容任何異議,當然亦永不認錯、永不道歉。等而下之的酷吏頭子,如曾偉雄之流,當然就能說出「天方夜譚」論,其麾下的鷹犬走卒當然亦自覺「大晒」了。一切皆源於「君尊臣卑」的思想,而一眾蟻民在權貴眼中更無絲毫地位可言。之所以任何異議者均遭斥為刁民,而膽敢提出民主(權在人民)者,簡直就是暴民了。

(而港共的思想源頭,當然是中共。)

「人主無過舉」之外,此思想尚有其他表徵。余先生如是說:

「 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封侯拜相』的儒生是漢武帝時代的公孫弘。《史記‧平津侯列傳》說:

 丞相公孫弘者,齊菑川國薛縣人也。字季。少時為薛獄吏……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弘為人恢奇多聞,常稱以為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令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於是天子察其行敦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而又緣飾以儒術,上大說之。二歲中,至左內史。弘奏事,有不可,不庭辯之。嘗與主爵都尉汲黯請閒,汲黯先發之,弘推其後,天子常說,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倍其約以順上旨。

公孫弘真可說是中國政治傳統中『兩面派』的開山大師。他的『人主廣大,人臣儉節』的主張把『尊君卑臣』的原則更進一步地推廣到君與臣的生活方式之中;他不肯『面折庭爭』便是要閹割先秦儒家的『諫諍』傳統。總而言之,在任何情形之下他都不願意損害君主的尊嚴。」
同上,頁33-34。

梁振英訓斥香港人「未富先驕」,真可謂「鬼拍後尾枕」,其心聲是北方天龍人「病不廣大」,而香港既已淪為亡港奴,就應該知所分寸,「病不儉節」。而更不能忍受者,是蟻民非議政事,如此說話這多年來香港人耳熟能詳。甚至從蟻民中選拔的若干爪牙,若竟敢「面折庭爭」,當然亦難逃遭貶黜之禍。近例如田大少就說過:「今屆政府認為公開批評無建設性,他笑言自己被開除政協一職便是最好例子。」(〈田北俊:政府認為公開批評無建設性〉,《852郵報》,2014年12月12日。http://www.post852.com/%E7%94%B0%E5%8C%97%E4%BF%8A%EF%BC%9A%E6%94%BF%E5%BA%9C%E8%AA%8D%E7%82%BA%E5%85%AC%E9%96%8B%E6%89%B9%E8%A9%95%E7%84%A1%E5%BB%BA%E8%A8%AD%E6%80%A7/

無論換上何等外衣,言詞如何先進,科技如何發達,內裡的思想幾千年未改分毫。外媒,就是看得比較客觀,直言雜種是Emperor Xi,完全把握到其本質。香港人的當前要務,是認清這事實:「我們正對抗一個帝制國家。」中共雖無皇帝之名,但實質已經復辟了。革命,竟是仍未成功。

(余英時先生這篇文章尚有續篇,亦頗能對照時局,下回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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