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抄:〈「君尊臣卑」下的君權與相權〉,《歷史與思想(新版)》,第49-77頁。

「 在中國的政治傳統中,君權和官僚制度的關係更是一部不斷摩擦,不斷調整的歷史。當官僚制度的機器發展得不符合『君尊臣卑』的要求時,君主便要對這部機器作一次基本的調整。由於相權是處在這部機器運轉的樞紐地位,因此每一次重大的調整便導致宰相制度的變更。自秦以下,中國宰相制度一共經歷了三個基本的發展階段,即秦漢的三公九卿制,隋唐的三省制,和明、清的內閣制(清代又加上軍機處)。『君尊臣卑』的原則正是每一階段發展的最後動力。章太炎先生是近代最先揭出此一歷史真相的學者,他曾從官名的變遷上對古今相制演變作過一番分析。…
… …
  一九四二年日本學者和田清主編了一部由各朝代專家分章撰寫的《中國官制發展史》。該書僅出版了上冊,寫到元代為止。但和田清本人則寫了一篇很有見解的〈序說〉,綜論中國官制的三種特色,第一個特色便叫做『波紋式的循環發生』。所謂『波紋式的循環發生』者意即天子個人左右的微臣逐漸獲得權力,壓倒了政府的大臣,終於取而代之。但取代之後,其中又別有私臣變成實權者,再來取代現有的政府大臣。如此後浪推前浪式的往復不已。例如漢代的丞相初為尚書所取代;及曹魏時尚書省已正式成為丞相府,它復為中書長官所取代,再發展下去,門下侍中又漸握實權了。唐代三省長官的權力後來為擁有『同中書門下三品』或『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頭銜的天子親信所取去。下逮晚唐,『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已正式成為朝廷重臣,其實權遂又轉入翰林學士及樞密使(宦官)之手。(詳見和田清編著《支那官制發達史》上,中華民國法制研究會,一九四二,頁四-七)…」
余英時著,〈「君尊臣卑」下的君權與相權--〈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餘論〉,《歷史與思想(新版)》,臺北:聯經,2014年5月二版,頁55-57。

上回提到,中共是一帝制政權,而港共則繼承了其皇權統治的性格。上引這一段文字,正好能描述香港遭中共侵佔後,港共(中共皇權代理人)跟香港官僚角力的情況。

建華年間,香港官僚之首陳太與主上不和,最終掛冠而去。建華六年(公元2002年)四月十七日,宣宗(「施而不成為宣。」《逸周書‧諡法解》到定例局宣布實行所謂「高官問責制」,公認是其「奪權」之舉。宣宗本人當然矢口否認,議事錄如此記載:

「… 實行問責制會否使行政長官大權獨攬呢?我們知道,行政長官的權力在《基本法》中有清晰明確的規定。根據《基本法》的規定,行政長官是特區政府的首長,領導特區政府全體官員,包括公務員。按照《基本法》,特區政府所有官員的權力源於行政長官。行政長官如何調配權力,完全視乎其施政方面的需要。行政長官的權力既由《基本法》全部賦予,根本不存在,亦沒有必要通過新的制度來加強他的權力。…」
立法會,《2001-2002年度立法會會議過程正式紀錄》,頁3855。http://www.legco.gov.hk/yr01-02/chinese/counmtg/hansard/cm0417ti-translate-c.pdf

簡而言之,宣宗只是再度宣示其權力上承自中共朝廷,根本是一堆廢話。在該篇發言,從他自己口中亦可看到事情真相:

「… 現時公務員體制中,由局長擔任的公務員職級和薪酬福利待遇維持不變,職稱改為常任秘書長。他們扮演甚麼角色呢?便是扮演問責制局長和公務員系統之間重要的樞紐角色。他們在問責制局長統領之下,向問責制局長負責,協助制訂和執行政策,聽取公眾和立法會的意見,向他們解釋有關政策,回答質詢,爭取各界對政策的支持。」
同上。

「為了配合落實問責制,有需要在行政會議決策過程中加強協調,因此,行政會議秘書處將隸屬行政長官辦公室。新聞統籌專員的職銜將會改為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他將負責行政會議秘書處和新聞統籌的工作。中央政策組將通過加強民意調查的功能及加強長遠政策研究功能,確保特區政府政策的制訂有充分的研究基礎和民意的基礎。」
同上,頁3856。

官僚系統出身的公務員,由「局長」貶為新設的「常任秘書長」;而原「局長」之職則改由宣宗欽點的「私臣」空降。而原本支援內閣(行政會議)行政的機關,也收歸宣宗私衙(行政長官辦公室)旗下。古有私臣充權,今以家僕任官,實異曲而同工。及至中共嫡系醜王(「怙威肆行曰醜。」《逸周書‧諡法解》繼位,玩弄此等權術日益猖狂。比如任用高氏暗掌人事,安插家僕出任大小公職,都能看出其思想脈絡相通。港共政權至今歷三世,其中二世靈王(「好祭鬼神曰靈。」《逸周書‧諡法解》為官僚系統出身,無所謂私臣(或曰,其私臣亦正好為當朝官吏),且其能登基實為非常事態,既為特例,可以不理。

而此君權/相權(官僚系統)的角力,余先生文中有一處描寫得更為明白:

「… 相權問題必須當作整個官僚制度的一個樞紐部分來處理… 單從相權的角度看,我們所見到的是君權壓抑相權,是君主不讓宰相擁有客觀化、制度化的地位和權力。但是從君權一方面著眼,相權托身所在的官僚制度也始終構成君主貫徹他個人意志的一重阻礙。在歷史上君主必須一再重複地起用私臣、近臣來取代品位既高的相權,這正說明官僚制度本身具有相當強韌的客權化傾向。因為任何原屬君主私臣的職位(如尚書、中書)在長期移置於『百官之長、群僚之首』的地位之故,這種私臣的性質便逐漸發生變化,終於轉成官僚制度中的『公職』而具有一定程度的客觀威權。所以明太祖廢相而直接總攬政務才是最徹底的解決之道。…」
余英時著,〈「君尊臣卑」下的君權與相權--〈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餘論〉,《歷史與思想(新版)》,臺北:聯經,2014年5月二版,頁61。

其實,這又不獨是中華世界專有的現象。余先生文中亦以英國官制發展(「財政大臣」和「首相」兩職)略作比較,點出英國其實亦曾有王權/相權之爭,但王權卒為有權勢的封建貴族所制衡,相權遂得保獨立。(同上,頁61-62。)其實君權和相權(官僚)既有不同來由或基礎,彼此自然會有爭權角力,實為常情常理。甚至於現代社會,亦復有類同的權爭,甚至如《Yes Minister》之類的影視作品,便以政客和官僚權鬥為主線。

然則,現代社會的政治生態與中華傳統「君尊臣卑」原則下的政治生態又有何差異呢?「君尊臣卑」的帝制政權到底有何特點?

現代的官僚體制,其權力不出法制所劃定的範圍,而法制則源於立法機關,立法機關又由民眾選出,有「集眾智」的理性基礎。而無論是議會內閣制或總統制,手握指揮官僚權力的政府首腦,亦由民眾選出,有同樣的理性基礎。追本溯源,兩途均能體現主權在民的基礎。(當然,民眾實際上能否掌控此兩頭脫韁惡獸又是另一回事。)而民眾向官僚和政客賦權,又是以憲法為根本,是為公權力的源頭;但公權力又受憲法約束,由獨立的司法監察。沒有憲法典章,就沒有公權力。

帝制政權下的官僚制度,其實亦有約干理性基礎。余先生引用艾森斯達(S.N. Eisenstadt)的觀察,指出:

「… 官僚制度的自主性表現在兩個主要方面。第一、官僚制度通常都建立並維持若干普遍性的法度,這些法度多少是照顧到人民的一般利益的。對於要破壞此種法度的外來壓力(如君主或特殊階級),官僚制度則盡可能的加以抗拒。第二、官僚制度中的分子(即官吏)往往把自己看作是國家或社會的公僕(即使「國家」是一王朝dynasty的形式,也不例外);他們並不認為自己只是統治者的私臣。…」
同上,頁62-63。

正如余先生在文章早段亦說:「官僚制度最初雖然也是在君主授權之下建立起來的,但它既產生之後,本身即成一客觀的存在,有它自己的發展和運行的軌道,不再完全隨君主的主觀願望而轉移了。」(同上,頁54。)可說官僚制度的權力來源有兩途,其一為「孳生」自君權(同上,頁52。),其二則因其為「治理帝國所必不可少的一套行政機器」而有客觀功能(同上,頁54。)。而後者,屬一種理性的基礎,亦所以官僚之尊崇典章制度,蓋因其權力正由此而來。

君權則截然不同:

「 但與官僚制度相對照,君權傳統則顯然缺乏同樣的理性基礎。君權的取得以至保持主要都仰賴於武力。所謂『馬上得天下』、『一條桿棒打下四百座軍州』,總之,君權是從槍桿子裡出來的。… 君權的保持當然也要靠武力,歷代的兵制就是最好的說明。保衛皇帝和首都的武力總是全國最精銳的軍隊… 無論是『重首輕足』或『強幹弱枝』,都可以說是『君尊臣卑』的原則在兵制上的具體表現。而唐、宋、明諸朝宦官監兵之制更說明皇帝對於維持君權的武力是絕不肯放鬆的。… 從制度史的觀點說,兩千年來君權問題是理性所不許施,議論所不敢到的領域。… 官僚制度可以包含若干理性的成分,而君權傳統中卻容不得理性的充分施展。… 所以在實際歷史過程中,除了用武力『取而代之』以外,沒有任何其他資格可以使人配做皇帝…」
同上,頁66-67。

君權,是沒有、亦不需要理性基礎的,一切唯力是尚,是故君主總要牢牢把握武力。(而憲法、典章、制度、以至官僚,於君主看來不過是綁手綁腳的束縛。)武力放諸整個帝國,當然是指軍隊--所以中共是絕不會容許「軍隊國家化」的,解放軍永遠只會是共產黨的私器,直至消亡為止。而放諸淪為中共附庸國的赤港,就是半軍事化的警隊了。沒有正當、理性的權力來源,唯有倚仗鎗炮、警棍、催淚彈和胡椒噴霧。而朝廷鷹犬深知自己為政權的支柱,當然益發囂張跋扈、不可一世。過去幾年,香港人應深有體會。

余先生亦指出,「君權左右的至少還有宗室、外戚和宦官三股勢力,宗室的分子最足以構成君權的威脅,所以首先遭到迫害」,「其次對君權有危害性的則是外戚。… 所以自唐以後君主對外戚的防範也很嚴密。」(同上,頁70-71。)傳統左派之於宣宗和醜王,正猶如宗室和外戚,當然就罕獲分派實缺。

蓋因「君權是獨占性最強烈的東西;除非萬不得已皇帝對於他使用不盡的權力絕不肯交給宰相,而寧可讓他的宮奴去分享。」(同上,頁70。)因為「在『君尊臣卑』的原則下,皇帝祇有用至卑至賤的宮奴為他辦事才絕對不致有君權外流,一去不返的危險。相反地,如果使用不盡的君權都轉化為相權,那麼『君尊臣卑』的原則豈不從權力基礎上發生動搖了嗎?」(同上,頁71。)

是故建華年間會發生「港大民調風波」,揭發其內官祥安竟敢向國子監祭酒施壓,便也不足為怪。振英年間,有家奴張氏指點江山,亦屬理所當然。蓋唯有此等卑賤之人,方不致對君統構成威脅。

循此路進,當會出現如下景象:

「… 李俊說中國相權發展的總趨勢是愈後愈輕,當然是不錯的。其實換一個角度看,這正表示傳統的君權是在不斷擴大的過程之中。宦官之禍則顯然隨君權的增漲而加深。至明太祖廢相,君主的絕對專制完全確立,宦官的勢力也就發展到了空前的高度。君權擴大在制度史上的涵義便是破壞官僚制度的自主性和客觀性,而相權從低落到消失則適成為這種發展的一個最清楚的指標。…」
同上,頁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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