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類彙整:扎記

文抄:《史明回憶錄》,第607頁。

「  我知道台灣已沒有武裝革命的空間,畢竟台灣人有了敵人給予的假『民主』後,大多害怕武裝行動,所以我返台之後,不得不把工作的重心放在『啟蒙』與『組織』。在海外做了四十年革命,回到台灣後,還是得從革命第一課開始做起,真是無話可說。」
史明著,《史明回憶錄》,臺北:前衛,2016年1月初版,頁607。

新年竟無好戲睇,閒來翻翻最近到手的新書,其中就有這本《史明回憶錄》。
(有一部《Deadpool》,但我未睇嘛。)

說是「回憶錄」,但內容當然不止於盤點個人經歷。這位奮戰多年的台獨大老,寫回憶錄的主要目的,想必是要感召更多人繼承其志,是以書中有不少篇幅闡述其理論、想法、策略。(也有不少其他人寫的文章作附錄。)台灣我不熟,史明也是只聞其名,而且逾千頁的這本書未看完,假期mood亦不想搜集資料,所以就此打住,不再講背景了。(又,老實說,這本書雖然有趣,但份量太大,要閒得下來完整啃掉很難,多半只會閒來翻閱一章節…)

隨手翻了一陣,就見到上面引述那一段。一九九三年,史明結束流亡日本的生涯,「以自己的方式」回台灣。(頁47;又,類似說法亦見於頁541。)不是說笑,史明不滿當時的「回台『入境證』政策」,所以避開正常渠道,經與那國島偷渡回台。(頁606。)流亡期間,開(新)珍味賣麵賣餃子,賺來的資金就用以支持台獨活動。(頁428始。)搞了數十年,回到故鄉,卻又要重頭做起。

那一段文字雖短,但實在唏噓。重新從「第一課開始做起」,至今又已廿二年多,距離目標仍遠。如此事業,動輒十年、數十年,有進,有退,重要者乃是因應形勢,見機行事。所以,即便搞了數十年,形勢一旦大變,還是可以重新再由基本做起,又是數十年,沒甚麼大不了的。

這是台灣。

當然,亦有臉書直播街頭「好戲」,新正頭年初一/二街頭小販的芝麻綠豆事,搞出黃/紅旗、胡椒噴霧、「防暴」隊(似「施暴隊」多啲。)、警棍… 卒之仲開埋鎗!如此荒謬屎戲,連王日日日都諗唔出,此政權實在可笑至極。小事化大,幾乎就是香港版茉莉花,已見人稱之曰:「魚蛋革命」。取名甚好。

如此形勢。

這是香港。

新年快樂。

(按:摘錄那一段,乃事發前已揀好,文亦已寫好,只是事後加筆修補。)

《葉問3》

《葉問3》電影海報
(from Wikipedia;公平使用/公平處理)

年尾收爐,人懶,隨便執一套戲漫談。

一如所料「爛爛地」,入場毫無期待,總之有「宇宙最強」展身手打幾場,兼有泰臣客串,我就會收貨,事實上也無欺場。看如此電影,沒有不切實際的期望就好。甚至,這是《葉問3》也好,《葉問4》也好,《葉問30》也好,反正拍出來都差不多。(其實,若認真寫好劇本,也可以拍得精彩,此類系列也可有傑作;但這系列往績平庸,早沒期望,所以結果亦無「失望」。)

看這類片,總會有「武林中人」愛講這招不是詠春、那招不是猴拳、這個步法不穩、那個… (術語乾塘,無得再作。)其實,均是捉錯用神。

看這些片,認真你就輸了!「葉問」,不過是代表一個理想中的武林高手、一個想像中的英雄,跟現實的葉問其實不必有何關係;戲中的功夫,當然亦跟現實的功夫不必有多大關係。只要觀眾看起來覺得,似乎有「詠春的樣子」、似乎有「猴拳的樣子」,也就夠了。

看黃飛鴻片,觀眾何曾是想看真正的黃飛鴻?不過是想看關德興演的黃飛鴻師傅,想看幾個徒弟,想看石堅演奸人,想看今集劇情,想看戲中武打場面而已。之所以可以長拍長有,誰又理得他真與假呢?最初幾部雖然是以朱愚齋原著為本,但後來當然是越拍越走樣,離現實越來越遠,作品中的黃飛鴻已自成一格,跟原裝真人無涉了。

所以,黃飛鴻可以「古寺救情僧」、「血濺姑婆屋」、「西關搶新娘」、「大戰猩猩王」、「浴血硫磺谷」。(除了「猩猩王」之外,另外四部無看過,只是從片目中揀選「非朱愚齋原著」,且戲名有趣者。)
(參看:劉嶔編訂,〈黃飛鴻及相關電影片目〉,收於:蒲鋒、劉嶔編,《主善為師:黃飛鴻電影研究》,2012年,香港:香港電影資料館,頁214-229。)

同理,今集不過是《葉問肉搏_拳王》或《葉問勇破船塢幫》或… (隨便自己作。)此後,也可以是「智取白粉黨」、「浴血油麻地」、「廟街救孤雛」、「血濺水手館」、「大戰洋警目」。當「葉問」這個人物形象日漸「黃飛鴻化」,其實就跟一個虛構、想像的武俠英雄無異。不執著於其真實經歷,當是看一個原創人物和故事就可以了。

(此說不新,寫此文時翻看上引專書,見蒲鋒先生早就寫過:「到今天,葉問系列的成功,可說是黃飛鴻師傅型英雄的變奏延續」。[見:蒲鋒,〈黃飛鴻三人行〉,收於:蒲鋒、劉嶔編,《主善為師:黃飛鴻電影研究》,頁26-39。])

而提到黃飛鴻,我輩八十後印象最深者其實又非關德興師傅,而是徐克執導、李連杰主演的幾部清末版黃飛鴻。經徐克reboot後的黃飛鴻,甚至超越原本一介嶺南拳師的設定,升格成憂國憂民的民族英雄了。不熟書無謂亂寫,再小引一段:

「…到九十年代,徐克要把黃飛鴻由嶺南英雄提升為一個胸懷國族的英雄,為黃飛鴻故事加入現代化的意義,做法是借用霍元甲的故事。在《黃飛鴻之二男兒當自強》(1992)中,黃飛鴻為了拯救同文館的學生,與白蓮教為敵,直擊其總壇打敗九宮真人一段情節,便是來自霍元甲對抗義和團的情節。」(見:蒲鋒,〈黃飛鴻三人行〉。)

黃飛鴻可以吸納霍元甲的故事,葉問又何嘗不可以如此?或許,這系列根本一直如此,不過是借葉問這一名號,承載一個個「武林」故事。由「我要打十個」,到今集「血戰泰臣三分鐘」,均可作如是觀。甚至,今集張晉演的張天志,不就像1991年《黃飛鴻》中任世官演的嚴振東嗎?(不過,後者角色精彩何止百倍;而且,黃飛鴻決戰嚴振東的武打場面,亦非葉問對張天志那一段可比。)

然而,葉問之「黃飛鴻化」,也有其內在限制,碰巧今集就有見到--李小龍。不需要說葉問本身在武林有何聲威,這點絕對無關宏旨。對吾等路人而言,絕大多數人均是先識李小龍,再知道他曾拜入葉問門下。不過,李小龍本身就太有色彩、本身就有明確的事蹟,甚至有影像作品流傳,太實在,虛化不了。有了「李小龍」這一個「錨」,起碼在年代、地方、環境方面就不能太走樣,不能「作故仔」得太虛、太過火。

不過,再想,其實這可能只因為我們現時「去古未遠」。當葉問、李小龍,都慢慢久遠得感覺如黃飛鴻、豬肉榮一樣無實感,自然就可以虛化成幾個典型人物,而其故事則可以任後人隨意書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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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評分:

C(☆☆☆)

版權雜談

知識產權署署長梁家麗接受《蘋果》專訪時稱:「網民提出的開放式豁免等訴求在現階段『唔可以接受』」,並「呼籲網民『將專注力唔係擺用者角度(』)」。雖然同場補鑊「承認開放式豁免確有外國例子,『唔係完全唔可以諗』」,但又立即留條後路,指「牽涉版權法的重大改變,必須詳細研究及徵詢各持份者」,幾近篤定走數。【1】

一方面要求用者不要只顧用者利益,另一方面又極力處處維護版權持有人利益,實在不知是何等神邏輯。其實,「樹根」者非獨梁署長一人,而是整個知識產權署(以至整個政府)根本就不知所謂至極,其頭目會有此言論實在不足為奇。

知識產權署的〈宗旨〉起碼由2004年開始,就是這三句【2】

  • 按照最高的國際標準保護知識產權,使中國香港繼續成為一個發揮創意和才華的地方。
  • 為市民提供高質素和迅捷的專利、商標及外觀設計的註冊服務。
  • 提高公眾對保護個人知識產權的意識,使他們尊重別人的權益。

主管知識產權的部門,原來亦只知片面地「保護!保護!保護!」,也難怪網民對《版權法》問題憂心憤慨。
(惟本文不會論及「網絡23條」之優劣是非【3】,只想乘機離地清談。及,亦不會議論專利、商標等等,只講版權。)

一件創作作品,從來就不能跟一般物品簡單類比,兩者性質迴異。不少版權膠到現時仍稱侵犯版權為「偷」,不過無恥地偷換概念。【4】

用例子作說明,其實最為易懂:

一日,阿強和阿祥一同出外午飯時聽到一首派台新歌,回校時阿強文思泉湧,不一會即寫就一篇「甜詞」,同學們傳閱歌詞紙,全班男生轉眼已背得爛熟,高聲熱唱。同時,阿祥受氣氛感染,決定捐出昨日買的「H漫」乙本,供同學傳閱,氣氛更加熱烈。

一篇「甜詞」,一本「H漫」,兩者有何差異?課室越來越嘈吵,最終惹來訓導主任,將「甜詞紙」和「H漫」沒收,這分別就很明顯了。

就算阿強的「甜詞」抄本遭沒收,只要同學仍記得內容,就可以繼續熱唱。甚至,將甜詞再抄寫傳閱,也不是難事。而於阿強而言,多了人知道他填的甜詞、多了人唱他填的甜詞,其實絕不影響他本身享用甜詞的樂趣。因為創作本身,就有「共用品(Public Good)」的性質。

而阿祥的「H漫」,其內容當然也有共用的性質,但以其「印刷本」而言,此物品本身則近於「私用品(Private Good)」,不可供無數人同時使用。(雖然,擠一擠,幾個人一起看也是可以的。)一旦被沒收,就嗚呼哀哉。

皆因印刷複製一本圖冊,有技術上和成本上的障礙,令本為「共用品」的一件創作,轉化為一件「私用品」。不過,若阿祥其實是跟同學分享互傳「H漫電子書」,則會打破此兩項困難,令其恢復成一件「共用品」。

創作,本質上是一項「共用品」,這也是人類歷史上的常態。林中有人唱了幾句山歌,你聽了覺得好,下次就向其他人唱,當然不會付甚麼版權費。古人臨帖習字,當然亦不會付錢給原作者了;臨摹得神似,說不定還能將作品賣錢,也沒有所謂盜版。許多作品,若非有各家抄本、刻本、摹本,根本就佚失了,還談甚麼文化?

意念,或意念的表達,一經發表就是一項「共用品」,複製品的流布只受制於技術、成本及作品本身之優劣,並隨之激發林林總總的衍生品,這才是創作的自然狀態。所有注疏本,其實都是衍生作品;集字刻碑、集句成詩,均為二次創作;《金瓶梅》,更毫無疑問是一本《水滸傳》同人H小說。

以公權武力支撐的所謂「版權」,其實只是近代的人為建構。【5】余不特別崇尚復古或自然,也並非認為版權全然萬惡,但卻必要指出「版權乃理所當然」其實純屬虛構、妖言惑眾。

據Robert Hurt和Robert Schuchman兩人爬梳,支持版權的理據可分為兩大流派【6】

其一,是認為人自然應享有其創作成果。

其二,是認為此制度有利於社會整體。

兩者,其實又不能完全分割,頗有交疊混雜之處。

關於前者,如果只應用於「製作或容許他人製作複製品」的壟斷權利,或頂多延伸至「製作或容許他人製作旨在以其他語言或媒介完全重現該作品的衍生作品(如:譯本、改編劇本。)」的壟斷權利,我能夠接受此理據,因為這確實是原作者的創作成果,起碼有道義上的說服力。(而且,容許人享有其創作成果,也符合以經濟利益鼓勵創作的原則。)

然而,衍生作品的主要創作人並非原作者,尤其同人誌一類的創作,不過是使用原作的若干設定和人物,其實故事和作畫均為另行製作。根據第一派的思想,原作者的「勞動成份」極少,故同人作者方應享受創作成果,不應受原作版權過份束縛。(這也是經濟考量的另一面,因為創作會刺激更多創作,從社會整體利益著眼,目標不是盲目保護原作,而是要鼓勵最多創作--包括原創作品和衍生作品。)

後者,其實就是經濟理據。籠統而言,一般的故事是這樣的:創作是好的,對社會整體有利,若以版權賦予原作者若干有限度的壟斷權,則可以經濟利益鼓勵更多創作。【7】

其目標,絕非要保障原作者,這只是手段;目標,是要鼓勵最多創作,當然亦是包括原創作品,和受原作啟發的衍生作品,以至受其影響的其他原創作品。是以,版權從來就不是要「保護!保護!保護!」,而是要平衡。重點是,原作者只可享有「若干」權利和「有限度」的權利。

版權,不過是利誘世人多多創作的手段;而其實,早在發明版權之先,人類一直都有創作,難道全都食西北風嗎?當然不可能。就算沒有版權保障,作者從來都有其他方法獲利。

例如,美國的版權法原本只保障本土作家的作品,外國作品是不受保障的。【8】既然當年的美國出版商可任意翻印外國(例如:英國。)作品,外國作家是否就不能從美國市場的「盜版」分得任何利錢?事情又非如此簡單。

Arnold Plant研究,雖然美國當年並不保障英國作家版權,但仍有美國商家願出高價向英國作家買稿,據說比本土版稅收入更豐。【9】原因之一,是想比其他書商更早出版,皆因「搶飲頭啖湯」實在有利可圖。

而現今版權越來越難切實執行,在此「後版權時代」,當然也有其他方法可藉創作獲利。2005年,Hal Varian在一篇文章的結尾亦預期版權制度或將失效,並列舉出另外十四種或可適應此環境的營運模式。【10】茲摘錄其中數項,如:令正作比翻版更廉宜、綑綁售賣其他物品、賣廣告。

2005年,恰好又是AKB48出道之年。秋元康的操盤方式,正正能適應時勢,將上述「後版權時代」的營運手法玩得出神入化。成功,絕不止於塑造偶像。

僅舉其一例,在CD附送「握手券」一招,簡直妙入毫顛,令人拍案叫絕。

由偶像親身上陣的握手會,當然是任何翻版商都無法複製的,只此一點已令粉絲非買正貨不可,根本絕不需要版權保障。而且一般而言,就算一隻CD對消費者的用值遠高於售價,結果也只會買一隻碟。用值越高,「消費者盈餘」越多,生產商不能從中獲益。

而透過綑綁售賣「握手券」,用值高的粉絲(也就是更狂迷的粉絲)就會買多於一隻碟,以購入更多「握手券」,延長握手時間。所以這又是「價格歧視」的手法,以食盡「消費者盈餘」。

多出來的「淨碟」,其實並無浪費,拿出二手市場轉售,剛好就可以滿足用值低的粉絲,這是「價格歧視」的下半場。(用值高的粉絲,等如身兼「黃牛黨」之職。如此,這「價格歧視」制度可說完備。其理論,張五常重重覆覆寫到爛。【11】

再者,只要實地考察一下,即會發現二手「淨碟」價錢是低得難以置信。任何翻版要製作出如此水準的印刷,相信必然(或幾近)無利可圖;就算跟數碼複製本比較,以跳樓價可買到實物原裝CD、歌詞書、封套,完全有價有市;真正能做到正版比翻版更平。

AKB商法之成功,正好示範創作「難撈」並不必然代表保障不夠,往往只代表商家經營手法垃撚圾。



【1】 〈【網絡23條】知識產權署長:政府無意讓步促「先通過後檢討」 〉,《蘋果日報》,2015年12月5日,http://hk.apple.nextmedia.com/realtime/news/20151205/54505258/

【2】 知識產權署,〈宗旨〉,2004年11月13日存取,https://web.archive.org/web/20041113213654/http://www.ipd.gov.hk/chi/about_us/vision_and_mission.htm

【3】 本文不會就此議論,卻可推薦文章。至執筆時所見最中肯懶人包為:法政匯思,〈3分鐘看完「網絡23條」懶人包〉,《謎米》,2015年12月5日,http://news.memehk.com/posts/12462

【4】 "…interference with copyright does not easily equate with theft, conversion, or fraud. … (The infringer) does not assume physical control over the copyright; nor does he wholly deprive its owner of its use." Dowling v. United States, 473 U.S. 207 (1985), http://caselaw.findlaw.com/us-supreme-court/473/207.html.

【5】 與香港最有關係者,當然是英美普通法系統中的版權法,其起源可參看:Wikipedia, “Statute of Ann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tatute_of_Anne.

【6】 Robert M. Hurt & Robert M. Schuchman, “The Economic Rationale of Copyright",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56, No. 1/2 (Mar. 1, 1966), pp. 421-432. 該文將前者再細分成三項,此處不贅。而關於後者,作者分析認為版權最主要的效用,在於抵消出版商要承受的風險;文章結論則指,未能確說版權對社會整體是否有利。本文只取其對版權理據的分類。

【7】 Francois Leveque & Yann Ménière, “Economic Analysis of Copyright", The Economics of Patents and Copyright, MONOGRAPH, Berkeley Electronic Press, July 2004, pp. 61-81, http://ssrn.com/abstract=642622; Peter S. Menell & Suzanne Scotchm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Handbook of Law and Economics, A. Mitchell Polinsky and Steven Shavell, Forthcoming; UC Berkeley Public Law Research Paper No. 741724, http://ssrn.com/abstract=741424.

【8】 Hal R. Varian, “Copying and Copyright",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 Vol. 19, No. 2 (Spring, 2005), pp. 121-138.

【9】 Arnold Plant, “The Economic Aspects of Copyright in Books", Economica, New Series, Vol. 1, No. 2 (May, 1934), pp. 167-195.

【10】 Hal R. Varian, “Copying and Copyright", op. cit..

【11】 張五常,〈炒黃牛的經濟分析〉,《信報》,2009年12月1日。

退聯、本土思潮與科學革命--思想史上的轉捩點

退聯一事最初被看淡,只惹來陣陣嘲諷。到港大評議會通過舉行退聯公投,傳統泛民陣營旋即猛烈炮火轟擊。期間,破口大罵退聯者「垃撚圾」者有之(且當事人為前學聯秘書長、兼泛民周邊組織民陣現任召集人),斥責退聯中人為「熱狗」者有之;乃至港大退聯成功,陰謀論謂大陸學生被中聯辦策動投票退聯有之。

退聯潮一發不可收拾,到城大第五度交鋒,暫時開出「閒莊閒閒閒」的路數,學聯崩解實已成定局。而在最近城大一役,退聯大比數通過,「大陸學生撐退聯」說的可信度大減,但傳統泛民多仍堅持退聯「中共最高興」,又認為學生遭中共利用而不自知。【1】

姑勿論中共是否高興,也不論批評公投結果是否輸打贏要,蓋因此等討論實在毫無意義、完全無助於解釋現象。其實,大多數投票學生選擇退聯,這現象所揭示的思想轉變才值得思考。

陳雲謂退聯是「政治清算」【2】,當然是一貫誇張失實,而且攙雜了他個人的「境外政治勢力陰謀論」,實在可以當笑話看待;但類近的說法,認為退聯是要學聯為「雨傘運動」失敗負責,在退聯潮開始時確曾興起過一陣子,尤其是周永康接受有線電視《新聞刺針》訪問時一句:「俾一啲期望升級為主嘅人見到,呢種行動未如理想。」【3】更可謂退聯導火線。

不過,觀察退聯期間各退聯組【4】的文宣,則會發覺此非宣傳重點。

首間推動退聯的港大,在退聯活動初期一篇文章,可概括退聯方的宣傳綱領,摘錄相關處如下:

「學聯雖屢屢部署不當,但人皆有錯,此並非我們倡議港大退聯主因。究其根本,在於學聯的路線及體制缺憾,難以內部改革根治。學聯以『建設民主中國』為綱,執迷大中華主義,限於單一政治理念。隨著本土意識日漲,此等綱領甚具爭議,卻已在學聯內部根深蒂固,難有改變。

再者,學聯選舉體制長期封閉。秘書處往往由『老鬼』擔任的代表會成員提名,再由各校常委選出。故此,左翼與大中華思想容易代代相傳。與各校常委不相熟的普通學生根本無機會問政。

秘書處既由常委選出,順理成章只向常委及各校代表團問責,無憲制責任回應大專同學不滿。秘書處與常委實際上互為一體、兩權合作;同樣有份選出秘書處的各校代表團與前者疏遠,權力甚高的代表會則甚少召開,淪為橡皮圖章。

學聯充斥路線、體制及作風等流弊,若從內部改革,須各大院校學生會幹事及代表團同心協力、長久經營,實在談何容易。以往,港大人協助學聯改革精進,但事倍功半。反之,雨傘革命中,已見港大學生會體制完備,典章有序。唯有退出學聯,港大學生會方能獨立自主,忠實反映同學意見。」【5】

在各退聯組專頁爬文,可見此間列出的數項重點,均成為其後退聯數役的宣傳主軸,其中「老鬼」、積弊問題尤為突出。同期,輔仁又刊出一系列有關學聯的技術文【6】,亦成為各退聯組的彈藥。然而,技術文終歸複雜,本就不適合作宣傳用途,最鮮明突出的宣傳材料,反而是保聯方責罵退聯方的言論。

保聯方每次都是火上加油,不但未能遏止退聯,反為突出退聯方的悲情;其他泛民宣傳機器亦甚失敗,就算收起惡形惡相,亦只懂得說「然後呢?」論、「中共最高興」論、「傳承學運」論,結果是「阿崩叫狗」,淪為反宣傳。及後,保聯方不知有心或無意的「失誤」又再成為把柄,城大一役的「黑底黑字海報」更被譽為浸大退聯之助力。

不過,光是保聯方的黑材料仍嫌不足,退聯方依然需要有一套說法以吸引學生會員。城大一役後期,城大退聯組一篇文章最為顯白:

「【向保守學聯開刀,擺脫泛民之擺佈】

學聯本來就是泛民的一部份,退聯正是要向保守開刀,斬斷學生組織與泛民的千絲萬縷,令同學有真正的自主權,使日後的學運抗爭不受泛民擺佈。讓泛民的歸泛民,學生的歸學生。

學聯為支聯會和民陣成員;多名前學聯秘書長卸任後,更在各個泛民政黨與聯盟擔任要職,可見從學聯到泛民,根本是一條職業階梯。

十月初學聯本來鼓吹圍堵政府,然而卻遭佔中朱耀明喝停,由此可見泛民對學聯的影響力。誠然學聯有份『重奪公民廣場』,但其後卻無以為繼,究其原因,在於其體制弊病和與泛民千絲萬縷的關係。我們不能因學聯過去有功,而漠視其體制不民主,挪用會費供養非學生團體,強制同學入會等種種流弊。

退聯之後如何?之後學運就不受泛民和老鬼擺佈了。退聯,就是為學界爭自由自主。」【7】

選票本身,只有分贊成、反對、棄權或廢票,無論如何是看不出背後理念的。除了做exit poll,就只能根據其他蛛絲馬跡推敲。如果我們假設贊成退聯的人正是接受「擺脫泛民和老鬼」的說法,那「泛民和老鬼」之「阿崩叫狗」就完全解得通了。

退聯方最深惡痛絕的就是學聯和泛民糾纏不清、最看不過眼的就是學聯老鬼干政,「泛民和老鬼」出聲保聯,不就更證實學聯和泛民難捨難離嗎?怎不淪為反宣傳?可笑是局中人仍未知反省,不知道自己已成為包袱、已成為負資產。你越是宣稱學聯可保學運、民運傳承,就越是背離新一代的大學生,因為他們正是要跟此傳承割蓆!

再回看退聯之初,導火線除了雨傘運動失敗、周永康失言,學聯尚有另一項在雨傘運動期間的活動成為罪狀--「爭取子女居港權家長協會及居留權大學發起行動,香港專上學生聯會代表與居權子女及家長一同遊行至政府總部,要求政府回應超齡子女來港團聚政策。」【8】加之學聯又是標誌「大中華思想」的支聯會成員;協助中國來港新移民最力的香港社區組織協會代表人物之一--蔡耀昌又是前學聯幹事兼泛民成員。此中種種瓜葛,令學聯站到「本土」的對立面。

退聯,與其說是對學聯本身的不滿(當然,對學聯本身的不滿也是有的),倒不如說是對整個泛民體制、系統的不滿、不信任。泛民本身是學生撼不動的大山,但起碼能跟與泛民同夥的學聯切斷關係。學聯跟泛民的關係千絲萬縷,卒也因此成為陪葬品。

再考察上文引述的退聯宣傳用語,不滿的內容又包括「大中華」和「左翼」思想,又特別提倡「本土」。顯然,退聯潮跟主張摒棄傳統泛民的本土思潮實在密不可分。

【Check Point】

以上段落導出一項假設:「本土思潮下的年輕人,希望跟傳統泛民、左翼脫離關係,不希望再被代表。」

理論,總是有假設、推理、結論幾部份。一般最實在、最有力的驗證方式,當然是測試其結論,但有時結論未必即時可見,則可以檢視其推理部份的內在邏輯,也可以檢視其假設是否符合現實。但假設又何從驗證呢?說來好笑,余以為最佳方法莫過於利用同一項假設,試試推論有否其他影響,並觀察此等影響是否出現。

在此且作一附帶推論:基於上述假設,泛民及其周邊組織(如民陣、支聯會等)對年輕人的號召力必然大減,或可見於彼等的活動出席人數(或年輕人出席比例)降低。

說本土,很難不提陳雲。無論你認為他是真瘋假傻,是共諜或港雄,是軍師或鍵盤戰士,他率先持續數年談本土,甚至出幾本書寫他的「城邦論」,毫無疑問是開拓了香港政治思想、論述的一片新天。【9】陳雲的城邦論固然是建基於本土,但其主張其實復有「大中華」思想,只不過認為香港應確立城邦身份,並主導「大中華」之復興,建立港澳台中四地的「中華邦聯」。

而繼陳雲而後出的本土思想,其實更注重「港中區隔」,對「大中華」沒有興趣。(明證之一,是陳雲和香港自治運動之決裂。)甚至對「港獨」亦不再避諱,問題只是是否可行、如何實行,而不再是思想、言論之禁區。且引港大退聯組成員、兼《學苑》前副總編輯王俊杰的看法為例:

「… 所謂本土精神,不論形式是香港獨立、城邦自治,抑或是退一步的純粹奪回單程證審批權,要旨就是港中區隔。

殖民換血 一髮之間

  香港現時之激進本土意識是被中共迫出來的,嬰兒潮之後出生的兩代對中國人這個身份沒有概念。他們重視的是香港的優良文化及制度,不願其被一個殖民者掠奪侵蝕。他們明白要爭取自由民主,就必須守衛香港的自主,與殖民者抗衡。

  俗稱『左膠』的離地左翼社運人士,他們受平等、反歧視、支持弱勢等意識形態所牢結支配,罔顧現實政治環境,漠視社會承載能力而處處偏袒新移民。 …

… 在大中華主義壟斷下,本土政治未成氣候。反水貨、反雙非、床位荒、奶粉荒等事件當中,各傳統泛民政黨不是反應緩慢就是失去蹤影,真正關心香港命運的大多都是年輕一代。

守護本土 命運自決

  根據港大民調進行的市民身(份)認同調查,近年脫北意識急促增長,愈來愈多市民覺得自己是香港人,而非中國人。網絡趨勢更顯示,年青人對港獨的呼聲愈來愈高,大中華主義民主派人士、港共甚至中央政府,大可蔑視這股新思潮,當新一代年青人是離經叛道發白日夢。中方喉舌更將本土主義與分離主義劃上等號,將本土運動扣以港獨帽子。

… 若果我們相信香港應是一個有別於大陸、有言論自由之地,那我們自然應該有主張及鼓吹港獨的自由。 …」【10】(括弧內為原文缺字)

是否贊成或鼓吹港獨,該文仍不敢說得太清楚,猶抱琵琶半遮面,言辭拘謹,前後亦不貫徹,但總算在這片言論禁區打出了一個缺口,而其背後正是網上或年輕人間彌漫已久的一股思潮。如此大段引述,蓋因這段文字頗能反映這股思潮的若干重點。

其一,是對「中國」的看法。中國,再不是甚麼「祖國」,而是「殖民者」,說白一點根本就是敵人、是敵國。而中國來港的新移民,當然就不是甚麼「同胞」,而是敵國派來香港殖民的先鋒部隊。

其二,是對「香港」的看法。認為香港的「文化及制度」不同於中國、優於中國,希望「港中區隔」。注重「香港人」的身份,不稀罕、甚至唾棄「中國人」的身份。

其三,是對傳統泛民、社運的看法。在港中衝突、矛盾之中,泛民和「左膠」受大中華及/或左翼的意底牢結(Ideology)支配,未能恰當回應香港人現時面對的困難和壓迫,處處袒護中共的殖民部隊(新移民),而未有維護香港人的利益。

以上三項,可謂「本土思潮」的根本,是這套思想體系的起點。既有原則理念的部份,亦有回應現實困境的部份。以若干實例跟目前泛民的思想體系稍作比較,更能見兩者之分別處。

比如說,「愛國愛港」。

中共謂香港特首(甚至香港政客、香港人)要「愛國愛港」。泛民是怎樣回應的?頂多是說:「『愛國愛港』不能成為篩選特首候選人的標準。」、「《基本法》沒有規定香港人愛國。」云云。有沒有人會、或夠膽說:「我愛港不愛國!」、「特首/香港人不需要愛國!」?沒有。頂多曖昧地說:「我愛國不愛黨。」

再延伸下去,泛民要「建設民主中國」,年輕人倒是擔心「民主」中國憤青會踏平香港;左膠要「新移民家庭來港團聚」,年輕人反問「為何不北上返回中國團聚」;泛民支持大一統、反對港獨台獨藏獨疆獨,年輕人支持命運自決;泛民熱心保釣,年輕人認為尖閣諸島不是香港人的事;…

理念和原則的分歧,是重大、深刻、不能調和的;但此等形而上的紛爭,其實部份亦源於現實的困境。眼見面對港中矛盾,由八十年代起一直代表民主港人的泛民完全無從應對,足證泛民所依賴的政治理念未能對應時局,而年輕人檢視泛民理念的基礎,民主、自由、人權等普世價值似乎並無不妥,故得出「中國情結」是理論失靈的根源,這就是「本土」得以萌芽的背景。

【Check Point】

同上,此處也作一附帶推論:基於年輕人對「中國元素」之厭惡,陳雲的城邦論最終必會揚棄「中華邦聯」的部份,否則會趨於式微,由其他本土思想取而代之。與此同時,年輕人對台灣的好感/認同感會不降反升,而且偏綠,蓋因年輕人已不認為台灣和中國有任何同質之處,且港台同有被惡鄰中國欺凌的同病相憐、同仇敵愾之感,港台兩地年輕人會越走越近,而且會大力鞭撻任何統一企圖。

政治,是用來解決現實問題的。

基於某些政治理念,面對日復一日的各種問題,提出一個又一個解決的方法,這就是從政者的日常。該等政治理念,當然不是隨便會改變,也不應輕易改變的,在常態的政治環境底下,是一些不會遭受質疑的大前題,其實可稱為意底牢結之一種;但如借用孔恩(Thomas Kuhn)所述的科學史/科學哲學概念,其實又不妨稱之為「典範(Paradigm)」【11】

余英時先生有一篇文章以孔恩的理論談紅學發展,亦啟發在下本文以此應用於香港政治,現再借用其中簡述孔恩理論的若干段落:

「… 科學的成長並不必然是直線積累的,相反地,它大體上是循著傳統與突破的方式在進行著。 … 所謂『傳統』是指一門科學的研究工作,在常態情形下,具有共同遵守的基本假定、價值系統,以及解決問題的程序。而所謂『突破』,則指著一種科學傳統積之既久,內部發生困難,尤其是對於新的事實無法作適當的處理。當這種困難達到了一定的程度時,這一門科學的傳統便不可避免地要發生基本性的變化,換言之,即『科學革命』。科學革命一方面突破了舊傳統,另一方面又導向新傳統的建立,使研究工作進入一個全新的階段。

  根據孔恩的理論,一切科學革命都必然要基本上牽涉到所謂『典範』的改變。那麼,『典範』(paradigm)究竟是什麼意思?孔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中對『典範』這個中心觀念有極詳細而複雜的討論。但簡單地說,『典範』可以有廣狹二義:廣義的『典範』指一門科學研究中的全套信仰、價值和技術(entire constellation of beliefs, values, and techniques),因此又可稱為『學科的型範』(disciplinary matrix)。狹義的『典範』則指一門科學在常態情形下所共同遵奉的楷模(examplars or shared examples)。這個狹義的『典範』也是『學科的型範』中的一個組成部分,但卻是最重要、最中心的部分。

  孔恩的研究充分顯示一切『常態科學』(normal science)都是在一定的『典範』的指引下發展的。 … 『典範』不但指示科學家以解決疑難的具體方式,並且在很大的程度上提供科學家以選擇問題的標準。從科學史上看,可以說一切科學研究的傳統都是由於『典範』的出現而形成的。科學研究的傳統既經形成之後,大多數科學家都在一特定的『典範』的籠罩之下從事『解決難題』(puzzle-solving)的常態工作。他們的志趣絕不在基本性的新發現,並且對於叛離『典範』的異端往往採取一種抗拒的態度。 …

  但是科學史上的『典範』並不能永遠維持其『典範』的地位。新的科學事實之不斷出現必有一天會使一個特定『典範』下解決難題的方法失靈,而終致發生『技術上的崩潰』(technical breakdown)。這就是前面所提到的『危機』一詞的確切涵義。 … 『技術上的崩潰』是一切科學危機的核心。危機導向革命;新的『典範』這時就要應運而生,代替舊的『典範』而成為下一階段科學研究的楷模了。當然,新舊『典範』的交替,其間並沒有一道清楚的界限。有時候,早在舊『典範』如日中天之際,新『典範』即已萌芽,不過當時不受注意罷了。另一方面,新『典範』當令之後,舊『典範』也並不必然完全失去其效用。 …」【12】

由八十年代開始,香港的壓力團體、論政學社、政黨相繼出現,而其論述、「解決難題」的手法、抗爭的模式,立下了香港政壇的「典範」(或起碼是泛民陣營的「典範」),並一直主導香港的民運、社運,直到近年方發生顯著變化。

一如上文所述,在「港中對立」的新事實出現後,此典範下解決難題的方法已然失靈,其實正代表泛民模式的「舊典範」已出現了「危機」,亦即「技術上的崩潰」。近年冒起多個政團、多種論述,正是從各個方面突破「舊典範」,希望取而代之。我們近年所目睹的現象,或許正是一場「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亦即政治論述上的一場「科學革命」。【13】

科學革命,當然不是一蹴即就的,中間需要經歷一段轉變的時期,但這個轉變的過程絕非一步一腳印的積累,而是跳躍、突破的發展,新觀念競相冒頭,整個學科要經歷一段混亂,先破後立:

“The transition from a paradigm in crisis to a new one from which a new tradition of normal science can emerge is far from a cumulative process, one achieved by an articulation or extension of the old paradigm. Rather it is a reconstruction of the field from new fundamentals, a reconstruction that changes some of the field’s most elementary theoretical generalizations as well as many of its paradigm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 When the transition is complete, the profession will have changed its view of the field, its methods, and its goals. …" 【14】

斥責新興政團、新興政論破壞現有的模式、機制者,其實沒有說錯,唯一盲點是未有意識到這可能是一種「創造性破壞」,一如數碼相機之出現,即影即有相機當然會衰落。(即影即有相機發現自己有另外的吸引力,從而發掘到新的小眾市場,這是後話了。)

經過「典範轉移」,繼續從事者將不會是「舊泛民」的延伸或改版,而是浴火重生、找到新理論基礎的「新泛民」,其世界觀、手法、目標都會有所改變。在現時這個百家爭鳴、千頭萬緒的階段,估量「新泛民」的世界觀實在言之尚早,但觀乎「本土思潮」的勢頭,「本土」成為「新泛民」理論支柱之一,應是毫無疑問。

在「本土」這一方面,將來的分歧可能只是「港中區隔」的程度--是直接跳到「一中一港」,還是「一個中國,各自表述」,還是「一國兩制,完全自治」無限延續,還是「中華邦聯/聯邦」… 此中的可能性極多極廣,可能最終「新泛民」之間根本不會形成共識,反成為各自追求不同目標的標誌特徵。

與此同時,「舊泛民」又何去何從呢?--

“… note briefly how the emergence of a paradigm affects the structure of the group that practices the field. When, in the development of a natural science, an individual or group first produces a synthesis able to attract most of the next generation’s practitioners, the older schools gradually disappear. In part their disappearance is caused by their members’ conversion to the new paradigm. But there are always some men who cling to one or another of the older views, and they are simply read out of the profession, which thereafter ignores their work. The new paradigm implies a new and more rigid definition of the field. Those unwilling or unable to accommodate their work to it must proceed in isolation or attach themselves to some other group. …" 【15】

原本追隨「舊典範」者,可選擇信服「新典範」,從此改變觀點;若堅持「舊典範」,就終會被「新典範」中人棄之不顧,或歸於消亡,或遺世獨立,或歸於另一陣營。這幾種動向趨勢,現時都能見到苗頭:有「舊泛民」開始轉向「本土」,有的被視為建制… 詳情應該不用細表。

不過,「危機」是否一定會導致「科學革命」?其實又不然,據孔恩的說法,其實有三個可能:

“… All crisis begin with the blurring of a paradigm and the consequent loosening of the rules for normal research. In this respect research during crisis very much resembles research during the pre-paradigm period, except that in the former the locus of difference is both smaller and more clearly defined. And all crisis close in one of three ways. Sometimes normal science ultimately proves able to handle the crisis-provoking problem despite the despair of those who have seen it as the end of an existing paradigm. On other occasions the problem resist even apparently radical new approaches. Then scientists may conclude that no solution will be forthcoming in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ir field. The problem is labelled and set aside for a future generation with more developed tools. Or, finally, the case that will most concern us here, a crisis may end with the emergence of a new candidate for paradigm and with the ensuing battle over its acceptance. …" 【16】

這三個情況,相信已窮盡了所有可能吧。

第一個可能,「舊典範」最終能提出方法解決當前「技術上的崩潰」,捱過一次「危機」,避過一場「科學革命」,不少傳統泛民可能仍相信有此可能,但在下認為不切實際--不要說挽狂瀾於既倒,傳統泛民根本就沒有提出過任何方法解決「港中衝突」,又怎麼可能扶大廈之將傾?甚至,可能尚未意識到已出現「技術上的崩潰」!

「舊典範」的死期早就過了,只不過他們還未聽到拳四郎那一句:「你已經死了。

第二個可能,其實亦即第一、第三個可能,只不過是當前無論如何提不出方法解決「危機」,唯有將其束之高閣,以待後來者再努力,結果會是「舊典範」能捱過,還是「新典範」繼位,懸而未決,離枱封局,不日再戰。

期待「科學革命」者,最應努力避免出現第二個可能。「危機」一旦束之高閣,隨時是無了期的等待,科學上多年未解的難題在所多有,政治上解決不了的難題亦多是「無眼屎乾淨盲」,難得爆出了「危機」,起碼要能提出「新解答」的雛型--不需要一舉解決難題,這是不可能的;「新典範」不是要一舉解決問題,只是要指示、開創出新答案的方向和可能,這才有後來者努力的空間:

“… Paradigms gain their status because they are more successful than their competitors has come to recognize as acute. To be more successful is not, however, to be either completely successful with a single problem or notably successful with any large number. The success of a paradigm … is at the start largely a promise of success discoverable in selected and still incomplete examples. Normal science consists in the actualization of that promise…"【17】

開創的階段,不需要完美主義者,不需要寫出將來每個步驟的實務指引,需要的是想像力。如何落實,是後來者才需要擔心的事情,盡情發想,不要被現實的限制嚇怕。可以領導群雄的「新典範」會從何處出現呢?不知道,但幾乎肯定不會源自現在場上的任何一人:

“… Let us here note only one thing about it. Almost always the men who achieve these fundamental inventions of a new paradigm have been either very young or very new to the field whose paradigm they change. And perhaps that point need not have been made explicit, for obviously these are the men who, being little committed by prior practice to the traditional rules of normal science, are particular likely to see that those rules no longer define a playable game and to conceive another set that can replace them."【18】

未受傳統污染的活水,方有可能突破傳統。

「新典範」要打破傳統的哪些部份,又要建立何等模樣的方法呢?正如上述,「本土」、「港中區隔」很可能是「新典範」的基礎之一,而其困難則是未知要推到多遠,也未能給予追隨者「可以解決問題/可以實現」的希望。竊以為,不妨從「舊典範」的思想禁區中尋線索。

要怎樣才能畫出內角總和不是一百八十度的三角形?在平面上當然是不可能的,那到曲面上去畫不就可以了嘛!【19】

「大中華」思想,不但窒礙了傳統民運社運對「港中關係」的想像,也縮窄了抗爭手法的選擇。比如,「勾結外國勢力」這頂帽子,香港政壇人物都怕得不得了,一扣下來,全都趕忙否認… 其實,又怕甚麼呢?為甚麼要任由對手限制你的行動?中共當初若不「勾結蘇聯/共產國際勢力」,又是如何滋長的呢?比對手弱,拉攏盟友是自然不過的事情,大雄也要靠叮噹才能抵抗技安吧!

每個禁區,其實都可能隱藏了一個發展空間。

【Check Point】

套用孔恩的理論於現況,稍為估計一下將來的演變,也提一點建言,似乎已經足夠,再說只是蛇足;但寫著忽然想到一點,反正無處安置,不如先寫下來,也順道跟上文兩部份呼應。

如前述,這「科學革命」是思想的大變動,新舊局內人的世界觀將是完全不同;但科學的世界觀,終究是學院內的事情而已,無論你相信空間是平的或時空是曲的,跟日常的生活、處事等方面其實毫無影響;但政治的世界觀則不同,跟生活、處事、個人的身份都密不可分,如果這世界觀有任何變動,一定會在其他方面都透露端倪。

若然「新典範」慢慢成形,其追隨者亦有上文所述的特徵,則可推斷他們必然會著手建構「香港民族」的身份,刻意區分香港和中國之別,以為「本土」之基礎。

其表徵,甚至可以細微至一些生活習慣或公共場合的禮儀,不論是有意或無心,其效果均會是方便劃出「香港 vs 中國」、「新典範 vs 舊典範」間的「我者 vs 他者」之界線;其大者,可以是撰寫從香港觀點出發的歷史,尤其可能著眼於香港和日本、東南亞等周邊國家的歷史瓜葛,以重新建立香港的亞洲國際身份【20】;另,又會開始放眼移民世界各地的「港僑」,以直接間接支援香港本土;其寬廣者,可以影響創作,相信最先能見到影響的會是一些獨立電影、小說。

退聯本身,實質影響其實不大,但卻可能是香港人思想轉變的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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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香港網絡大典,〈2015年香港大專退出學聯風潮〉。 http://evchk.wikia.com/wiki/2015%E5%B9%B4%E9%A6%99%E6%B8%AF%E5%A4%A7%E5%B0%88%E9%80%80%E5%87%BA%E5%AD%B8%E8%81%AF%E9%A2%A8%E6%BD%AE 文中提及退聯潮期間發生的事端,大多可在此頁找到,下文不再特別引用或註明。

【2】 陳雲,Facebook專頁,2015年5月8日上午09時04分狀態更新。 https://www.facebook.com/wan.chin.75/posts/10153209463637225

【3】 香港網絡大典,〈周永康 (香港)〉。 http://evchk.wikia.com/wiki/%E5%91%A8%E6%B0%B8%E5%BA%B7_%28%E9%A6%99%E6%B8%AF%29

【4】 各退聯組Facebook專頁網址如下,後文如有引用內容,只提供該帖文連結,而不再另行列出該退聯組專頁連結--
港大學生會退出學聯關注組:https://www.facebook.com/hkusuindependence
嶺南大學學生會退出學聯關注組:https://www.facebook.com/LNUquitHKFS
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退出學聯關注組:https://www.facebook.com/cityusuind
理工大學學生會退出學聯關注組:https://www.facebook.com/hkpusuindependence
浸會大學學生會退出學聯行動組:https://www.facebook.com/HKBUSUIND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退出學聯關注組:https://www.facebook.com/cusuindependence

【5】 港大學生會退出學聯關注組,Facebook專頁,2014年12月24日上午3時26分狀態更新。 https://www.facebook.com/hkusuindependence/posts/767852163264100

【6】 由quenthai撰寫,作者於輔仁的文章目錄可見於:http://www.vjmedia.com.hk/articles/author/quenthai。另,該系列學聯技術文目錄,又可見於作者博客:https://quenthai.wordpress.com/%E6%89%B9%E8%A9%95%E5%8F%8A%E8%B8%A2%E7%88%86%E5%AD%B8%E8%81%AF%E7%B3%BB%E5%88%97%E7%9B%AE%E9%8C%84/

【7】 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退出學聯關注組,Facebook專頁,2015年5月1日下午09時34分狀態更新,曾於2015年5月1日下午09時46分修改。 https://www.facebook.com/cityusuind/posts/832576460153266

【8】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學聯),Facebook專頁,2014年11月24日上午11時19分上傳照片。 https://www.facebook.com/hkfs1958/photos/a.10151401759847872.1073741825.269056797871/10152585970507872/

【9】 鄭立認為陳雲一手開創香港政壇右派。見:鄭立,〈建立香港右派的陳雲〉,想想論壇,2013年9月7日。 http://www.thinkingtaiwan.com/content/1215

【10】 二零一三年度香港大學學生會學苑編,〈王俊杰:本土意識是港人抗爭的唯一出路〉,《香港民族論》,香港:香港大學學生會,2014年9月初版,頁33-49。

【11】 「Paradigm」,除譯作「典範」,又作「範式」;「Paradigm Shift」,當然就可譯「典範轉移」或「範式轉移」,又以後者較為多見。不過,本文既取余英時先生對孔恩學說的簡介,故亦從其譯法,採「典範」和「典範轉移」,以保用詞統一。

【12】 余英時著,〈近代紅學的發展與紅學革命--一個學術史的分析〉,《歷史與思想(新版)》,臺北:聯經,2014年5月二版,頁387-422。

【13】 余先生在上引文章中,亦為自己使用孔恩的理論解釋紅學發展辯護,現時我也不妨再挪用來為我的文章辯護:

「也許有人會問,孔恩的理論是解釋科學革命過程的,它怎麼可以應用到紅學研究上來呢?其實這個問題孔恩自己有明確的答案。一九六九年孔恩為該書的日譯本寫了一篇長跋(postscript)。他在『跋』中指出,他的理論本來就是從其他學科中輾轉借來的,不過他把這個理論應用到科學史上的時候,更加以系統化和精確化而已。他特別指出,在文學史、音樂史、藝術史以及政治制度史上,我們都可以看到從傳統--經過革命性的突破--再回到新傳統這樣的發展歷程。 …」(余英時著,〈近代紅學的發展與紅學革命--一個學術史的分析〉,《歷史與思想(新版)》,臺北:聯經,2014年5月二版,頁415。)

所以嘛,用來說政治思潮也應該沒甚麼好奇怪的。竊以為,這套理論其實可應用到各個範疇的思想史。

【14】 Thomas 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1962. 4th edi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2, p.85.

【15】 Ibid, p.19.

【16】 Ibid, p.84.

【17】 Ibid, p.24.

【18】 Ibid, p.90.

【19】 Wikipedia, “Non-Euclidean geometry". http://en.wikipedia.org/wiki/Non-Euclidean_geometry

【20】 另,竊以為可參考「腹地」的概念。參看沈旭暉今年一月在《信報》發表的文章,他引述濱下武志的說法,指「從東北亞到東南亞的八大範圍,都可算作香港的廣義腹地」。(沈旭暉,〈星港「腹地」此消彼長?〉,平行時空,《信報》,2015年1月16日。 http://www.glocal.org.hk/archives/41067

文抄:〈「君尊臣卑」下的君權與相權〉,《歷史與思想(新版)》,第49-77頁。

「 在中國的政治傳統中,君權和官僚制度的關係更是一部不斷摩擦,不斷調整的歷史。當官僚制度的機器發展得不符合『君尊臣卑』的要求時,君主便要對這部機器作一次基本的調整。由於相權是處在這部機器運轉的樞紐地位,因此每一次重大的調整便導致宰相制度的變更。自秦以下,中國宰相制度一共經歷了三個基本的發展階段,即秦漢的三公九卿制,隋唐的三省制,和明、清的內閣制(清代又加上軍機處)。『君尊臣卑』的原則正是每一階段發展的最後動力。章太炎先生是近代最先揭出此一歷史真相的學者,他曾從官名的變遷上對古今相制演變作過一番分析。…
… …
  一九四二年日本學者和田清主編了一部由各朝代專家分章撰寫的《中國官制發展史》。該書僅出版了上冊,寫到元代為止。但和田清本人則寫了一篇很有見解的〈序說〉,綜論中國官制的三種特色,第一個特色便叫做『波紋式的循環發生』。所謂『波紋式的循環發生』者意即天子個人左右的微臣逐漸獲得權力,壓倒了政府的大臣,終於取而代之。但取代之後,其中又別有私臣變成實權者,再來取代現有的政府大臣。如此後浪推前浪式的往復不已。例如漢代的丞相初為尚書所取代;及曹魏時尚書省已正式成為丞相府,它復為中書長官所取代,再發展下去,門下侍中又漸握實權了。唐代三省長官的權力後來為擁有『同中書門下三品』或『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頭銜的天子親信所取去。下逮晚唐,『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已正式成為朝廷重臣,其實權遂又轉入翰林學士及樞密使(宦官)之手。(詳見和田清編著《支那官制發達史》上,中華民國法制研究會,一九四二,頁四-七)…」
余英時著,〈「君尊臣卑」下的君權與相權--〈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餘論〉,《歷史與思想(新版)》,臺北:聯經,2014年5月二版,頁55-57。

上回提到,中共是一帝制政權,而港共則繼承了其皇權統治的性格。上引這一段文字,正好能描述香港遭中共侵佔後,港共(中共皇權代理人)跟香港官僚角力的情況。

建華年間,香港官僚之首陳太與主上不和,最終掛冠而去。建華六年(公元2002年)四月十七日,宣宗(「施而不成為宣。」《逸周書‧諡法解》到定例局宣布實行所謂「高官問責制」,公認是其「奪權」之舉。宣宗本人當然矢口否認,議事錄如此記載:

「… 實行問責制會否使行政長官大權獨攬呢?我們知道,行政長官的權力在《基本法》中有清晰明確的規定。根據《基本法》的規定,行政長官是特區政府的首長,領導特區政府全體官員,包括公務員。按照《基本法》,特區政府所有官員的權力源於行政長官。行政長官如何調配權力,完全視乎其施政方面的需要。行政長官的權力既由《基本法》全部賦予,根本不存在,亦沒有必要通過新的制度來加強他的權力。…」
立法會,《2001-2002年度立法會會議過程正式紀錄》,頁3855。http://www.legco.gov.hk/yr01-02/chinese/counmtg/hansard/cm0417ti-translate-c.pdf

簡而言之,宣宗只是再度宣示其權力上承自中共朝廷,根本是一堆廢話。在該篇發言,從他自己口中亦可看到事情真相:

「… 現時公務員體制中,由局長擔任的公務員職級和薪酬福利待遇維持不變,職稱改為常任秘書長。他們扮演甚麼角色呢?便是扮演問責制局長和公務員系統之間重要的樞紐角色。他們在問責制局長統領之下,向問責制局長負責,協助制訂和執行政策,聽取公眾和立法會的意見,向他們解釋有關政策,回答質詢,爭取各界對政策的支持。」
同上。

「為了配合落實問責制,有需要在行政會議決策過程中加強協調,因此,行政會議秘書處將隸屬行政長官辦公室。新聞統籌專員的職銜將會改為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他將負責行政會議秘書處和新聞統籌的工作。中央政策組將通過加強民意調查的功能及加強長遠政策研究功能,確保特區政府政策的制訂有充分的研究基礎和民意的基礎。」
同上,頁3856。

官僚系統出身的公務員,由「局長」貶為新設的「常任秘書長」;而原「局長」之職則改由宣宗欽點的「私臣」空降。而原本支援內閣(行政會議)行政的機關,也收歸宣宗私衙(行政長官辦公室)旗下。古有私臣充權,今以家僕任官,實異曲而同工。及至中共嫡系醜王(「怙威肆行曰醜。」《逸周書‧諡法解》繼位,玩弄此等權術日益猖狂。比如任用高氏暗掌人事,安插家僕出任大小公職,都能看出其思想脈絡相通。港共政權至今歷三世,其中二世靈王(「好祭鬼神曰靈。」《逸周書‧諡法解》為官僚系統出身,無所謂私臣(或曰,其私臣亦正好為當朝官吏),且其能登基實為非常事態,既為特例,可以不理。

而此君權/相權(官僚系統)的角力,余先生文中有一處描寫得更為明白:

「… 相權問題必須當作整個官僚制度的一個樞紐部分來處理… 單從相權的角度看,我們所見到的是君權壓抑相權,是君主不讓宰相擁有客觀化、制度化的地位和權力。但是從君權一方面著眼,相權托身所在的官僚制度也始終構成君主貫徹他個人意志的一重阻礙。在歷史上君主必須一再重複地起用私臣、近臣來取代品位既高的相權,這正說明官僚制度本身具有相當強韌的客權化傾向。因為任何原屬君主私臣的職位(如尚書、中書)在長期移置於『百官之長、群僚之首』的地位之故,這種私臣的性質便逐漸發生變化,終於轉成官僚制度中的『公職』而具有一定程度的客觀威權。所以明太祖廢相而直接總攬政務才是最徹底的解決之道。…」
余英時著,〈「君尊臣卑」下的君權與相權--〈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餘論〉,《歷史與思想(新版)》,臺北:聯經,2014年5月二版,頁61。

其實,這又不獨是中華世界專有的現象。余先生文中亦以英國官制發展(「財政大臣」和「首相」兩職)略作比較,點出英國其實亦曾有王權/相權之爭,但王權卒為有權勢的封建貴族所制衡,相權遂得保獨立。(同上,頁61-62。)其實君權和相權(官僚)既有不同來由或基礎,彼此自然會有爭權角力,實為常情常理。甚至於現代社會,亦復有類同的權爭,甚至如《Yes Minister》之類的影視作品,便以政客和官僚權鬥為主線。

然則,現代社會的政治生態與中華傳統「君尊臣卑」原則下的政治生態又有何差異呢?「君尊臣卑」的帝制政權到底有何特點?

現代的官僚體制,其權力不出法制所劃定的範圍,而法制則源於立法機關,立法機關又由民眾選出,有「集眾智」的理性基礎。而無論是議會內閣制或總統制,手握指揮官僚權力的政府首腦,亦由民眾選出,有同樣的理性基礎。追本溯源,兩途均能體現主權在民的基礎。(當然,民眾實際上能否掌控此兩頭脫韁惡獸又是另一回事。)而民眾向官僚和政客賦權,又是以憲法為根本,是為公權力的源頭;但公權力又受憲法約束,由獨立的司法監察。沒有憲法典章,就沒有公權力。

帝制政權下的官僚制度,其實亦有約干理性基礎。余先生引用艾森斯達(S.N. Eisenstadt)的觀察,指出:

「… 官僚制度的自主性表現在兩個主要方面。第一、官僚制度通常都建立並維持若干普遍性的法度,這些法度多少是照顧到人民的一般利益的。對於要破壞此種法度的外來壓力(如君主或特殊階級),官僚制度則盡可能的加以抗拒。第二、官僚制度中的分子(即官吏)往往把自己看作是國家或社會的公僕(即使「國家」是一王朝dynasty的形式,也不例外);他們並不認為自己只是統治者的私臣。…」
同上,頁62-63。

正如余先生在文章早段亦說:「官僚制度最初雖然也是在君主授權之下建立起來的,但它既產生之後,本身即成一客觀的存在,有它自己的發展和運行的軌道,不再完全隨君主的主觀願望而轉移了。」(同上,頁54。)可說官僚制度的權力來源有兩途,其一為「孳生」自君權(同上,頁52。),其二則因其為「治理帝國所必不可少的一套行政機器」而有客觀功能(同上,頁54。)。而後者,屬一種理性的基礎,亦所以官僚之尊崇典章制度,蓋因其權力正由此而來。

君權則截然不同:

「 但與官僚制度相對照,君權傳統則顯然缺乏同樣的理性基礎。君權的取得以至保持主要都仰賴於武力。所謂『馬上得天下』、『一條桿棒打下四百座軍州』,總之,君權是從槍桿子裡出來的。… 君權的保持當然也要靠武力,歷代的兵制就是最好的說明。保衛皇帝和首都的武力總是全國最精銳的軍隊… 無論是『重首輕足』或『強幹弱枝』,都可以說是『君尊臣卑』的原則在兵制上的具體表現。而唐、宋、明諸朝宦官監兵之制更說明皇帝對於維持君權的武力是絕不肯放鬆的。… 從制度史的觀點說,兩千年來君權問題是理性所不許施,議論所不敢到的領域。… 官僚制度可以包含若干理性的成分,而君權傳統中卻容不得理性的充分施展。… 所以在實際歷史過程中,除了用武力『取而代之』以外,沒有任何其他資格可以使人配做皇帝…」
同上,頁66-67。

君權,是沒有、亦不需要理性基礎的,一切唯力是尚,是故君主總要牢牢把握武力。(而憲法、典章、制度、以至官僚,於君主看來不過是綁手綁腳的束縛。)武力放諸整個帝國,當然是指軍隊--所以中共是絕不會容許「軍隊國家化」的,解放軍永遠只會是共產黨的私器,直至消亡為止。而放諸淪為中共附庸國的赤港,就是半軍事化的警隊了。沒有正當、理性的權力來源,唯有倚仗鎗炮、警棍、催淚彈和胡椒噴霧。而朝廷鷹犬深知自己為政權的支柱,當然益發囂張跋扈、不可一世。過去幾年,香港人應深有體會。

余先生亦指出,「君權左右的至少還有宗室、外戚和宦官三股勢力,宗室的分子最足以構成君權的威脅,所以首先遭到迫害」,「其次對君權有危害性的則是外戚。… 所以自唐以後君主對外戚的防範也很嚴密。」(同上,頁70-71。)傳統左派之於宣宗和醜王,正猶如宗室和外戚,當然就罕獲分派實缺。

蓋因「君權是獨占性最強烈的東西;除非萬不得已皇帝對於他使用不盡的權力絕不肯交給宰相,而寧可讓他的宮奴去分享。」(同上,頁70。)因為「在『君尊臣卑』的原則下,皇帝祇有用至卑至賤的宮奴為他辦事才絕對不致有君權外流,一去不返的危險。相反地,如果使用不盡的君權都轉化為相權,那麼『君尊臣卑』的原則豈不從權力基礎上發生動搖了嗎?」(同上,頁71。)

是故建華年間會發生「港大民調風波」,揭發其內官祥安竟敢向國子監祭酒施壓,便也不足為怪。振英年間,有家奴張氏指點江山,亦屬理所當然。蓋唯有此等卑賤之人,方不致對君統構成威脅。

循此路進,當會出現如下景象:

「… 李俊說中國相權發展的總趨勢是愈後愈輕,當然是不錯的。其實換一個角度看,這正表示傳統的君權是在不斷擴大的過程之中。宦官之禍則顯然隨君權的增漲而加深。至明太祖廢相,君主的絕對專制完全確立,宦官的勢力也就發展到了空前的高度。君權擴大在制度史上的涵義便是破壞官僚制度的自主性和客觀性,而相權從低落到消失則適成為這種發展的一個最清楚的指標。…」
同上,頁71。

文抄:〈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歷史與思想(新版)》,第27-28、32-34頁。

「 法家的反智論是和他們要樹立君主的領導權分不開的,用法家的名詞說,即所謂『尊君』。在君主的心中,知識分子(無論是在朝的還是在野的)最不可愛的性格之一便是他們對於國家的基本政策或政治路線往往不肯死心塌地接受;不但不肯接受,有時還要提出種種疑問和批評。…

  『尊君』論包括積極和消極兩方面的內容。在積極方面,君主必須把一切最高的權力掌握在自己的手上,不能容許有大權旁落、君弱臣強的情況發生。在消極方面,君主必須超乎一切批評之上,君主縱有過失,也要由臣下來承擔責任。所以在實踐中『尊君』必歸於『卑臣』。臣愈卑則君愈尊,而且非卑臣亦無以見君之尊。…」
余英時著,〈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歷史與思想(新版)》,臺北:聯經,2014年5月二版,頁27-28。

香港遭強奪十七年,再加上最近兩個多月的抗爭活動,如果認識到的事只是:「自己香港自己救」;雖有態度、有骨氣,但若然沒有落實執行的計劃,那頂多只能當一個氣慨非凡的悲劇英雄,而香港此際絕不需要如此人物,香港需要自救的方法;而計劃方法之先,就要瞭解敵人。

之所以選這個段落,是其中形容的思想跟現今中共、港共陣營的人何其相似!(甚至一模一樣!)該文刊於一九七五年,據余先生自述是「完全針對著大陸的『文革』而發」,並謂想揭示「造成『文革』的政治勢力雖然在意識型態和組織方式上取法於現代西方的極權系統,但是在實際政治操作上則繼承了許多傳統君權的負面作風,而集中表現在對於知識人的敵視和迫害以及對理性與知識的輕鄙上面。」(〈新版序〉,同上,頁i-ii。)

對,此文原本就是針對中共而寫,而於吾人而言最重要者,是中共的思維根本毫無改變!舉凡「一國大於兩制」、「香港沒有剩餘權力」… 以至「行政主導」,其實走不出幾千年來的法家君權思想。

明乎此,則可把握敵人的本質。

黃仁宇先生曾指,中國已「走向可以在數目字上管理之途」,又謂中共未來的改革方向,是「需要上下之間的法制性的聯繫」。(黃仁宇著,〈第二十章:現代中國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中國大歷史》,臺北:聯經,1993年10月初版(2012年9月第五十七刷),頁323-359。)然則,如未能建立此「法制性的聯繫」,中國仍不是一個現代化的國家。而香港人在這十七年(或三十年)應當瞭解,在看待事物的觀念上,中國仍是一個帝制國家,而中共則不過是皇權集團。

「 本朝的制度,應當說是不能聽任這種黨爭發展的。我們的司法制度極為簡單,缺乏判決爭端的根據。即使是技術上的問題送交御前請求決定,也要翻譯成為道德問題,以至善或極惡的名義作出斷語。在這種具體情況下,只有使全部文官按照『四書』的教導,以忠厚之道待人接物,約束自己的私心,尊重別人的利益,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朝廷才能上下一心,和衷共濟。…」
黃仁宇著,《萬曆十五年》,臺北:食貨,1994年1月增訂二版(2012年1月第六十二刷),頁100。

這一段描述晚明的文字,讀起來不是跟現時的中共相去無幾嗎?一切法理、人權的問題,在中共眼中(或口中如此宣稱)就變成了是否「愛國」、是否「媚外崇洋」;而其內部的官員,當權的總是「清廉正直」,而失勢的就「荒淫貪腐」;… 戴耀廷的計劃,從一開始就錯了,大錯特錯--錯在假設中國是一個現代國家!

而中共的帝制性格,透過其代理人之手,亦會漫延至遭其侵佔的香港。

「…漢初儒學的法家化,其最具特色的表現乃在於君臣觀念的根本改變。漢儒拋棄了孟子的『君輕』論、荀子的『從道不從君』論,而代之以法家的『尊君卑臣』論。

  漢代第一個在政治上得意的儒生是高祖時代的叔孫通。…他為漢廷所訂的朝儀其實即是秦廷那一套『尊君卑臣』的禮節。難怪在施行了之後劉邦要說:『吾迺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南宋時朱熹便看穿了叔孫通的把戲。朱子說:

 叔孫通為綿蕝之儀,其效至於群臣震恐,無敢失禮者。比之三代燕享,君臣氣象,便大不同。蓋只是秦人尊君卑臣之法。(《朱子語類》卷一三五)

叔孫通的『尊君卑臣』手段尚不止此。後來漢惠帝繼位,在長安的未央宮和長樂宮之間造一條路,已經動工了,叔孫通向惠帝指出這條路設計得不妥,會影響到高祖的廟。惠帝倒肯接受批評,立刻就要毀掉已造成的路段。但是叔孫通卻又不贊成,他說:

 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今壞此,則示有過舉。

這就是說,皇帝是永遠不會犯錯誤的。即使真是錯了,也不應公開的糾正,使人民知道皇帝也有過錯。…」
余英時著,〈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歷史與思想(新版)》,臺北:聯經,2014年5月二版,頁32-33。

「人主無過舉」,十七年來的港共政權簡直奉為金科玉律,不容任何異議,當然亦永不認錯、永不道歉。等而下之的酷吏頭子,如曾偉雄之流,當然就能說出「天方夜譚」論,其麾下的鷹犬走卒當然亦自覺「大晒」了。一切皆源於「君尊臣卑」的思想,而一眾蟻民在權貴眼中更無絲毫地位可言。之所以任何異議者均遭斥為刁民,而膽敢提出民主(權在人民)者,簡直就是暴民了。

(而港共的思想源頭,當然是中共。)

「人主無過舉」之外,此思想尚有其他表徵。余先生如是說:

「 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封侯拜相』的儒生是漢武帝時代的公孫弘。《史記‧平津侯列傳》說:

 丞相公孫弘者,齊菑川國薛縣人也。字季。少時為薛獄吏……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弘為人恢奇多聞,常稱以為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令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於是天子察其行敦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而又緣飾以儒術,上大說之。二歲中,至左內史。弘奏事,有不可,不庭辯之。嘗與主爵都尉汲黯請閒,汲黯先發之,弘推其後,天子常說,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倍其約以順上旨。

公孫弘真可說是中國政治傳統中『兩面派』的開山大師。他的『人主廣大,人臣儉節』的主張把『尊君卑臣』的原則更進一步地推廣到君與臣的生活方式之中;他不肯『面折庭爭』便是要閹割先秦儒家的『諫諍』傳統。總而言之,在任何情形之下他都不願意損害君主的尊嚴。」
同上,頁33-34。

梁振英訓斥香港人「未富先驕」,真可謂「鬼拍後尾枕」,其心聲是北方天龍人「病不廣大」,而香港既已淪為亡港奴,就應該知所分寸,「病不儉節」。而更不能忍受者,是蟻民非議政事,如此說話這多年來香港人耳熟能詳。甚至從蟻民中選拔的若干爪牙,若竟敢「面折庭爭」,當然亦難逃遭貶黜之禍。近例如田大少就說過:「今屆政府認為公開批評無建設性,他笑言自己被開除政協一職便是最好例子。」(〈田北俊:政府認為公開批評無建設性〉,《852郵報》,2014年12月12日。http://www.post852.com/%E7%94%B0%E5%8C%97%E4%BF%8A%EF%BC%9A%E6%94%BF%E5%BA%9C%E8%AA%8D%E7%82%BA%E5%85%AC%E9%96%8B%E6%89%B9%E8%A9%95%E7%84%A1%E5%BB%BA%E8%A8%AD%E6%80%A7/

無論換上何等外衣,言詞如何先進,科技如何發達,內裡的思想幾千年未改分毫。外媒,就是看得比較客觀,直言雜種是Emperor Xi,完全把握到其本質。香港人的當前要務,是認清這事實:「我們正對抗一個帝制國家。」中共雖無皇帝之名,但實質已經復辟了。革命,竟是仍未成功。

(余英時先生這篇文章尚有續篇,亦頗能對照時局,下回續。)

超譯林行止:〈不清場不撤場 散場 無對話沒商量 玩法〉

超譯系列,今次搵著林行止。
(超譯系列宗旨之一,是不問立場[你真係信有咁既事?],總之言之有物,唔講廢話者,都有可能中選。)

林生在《信報》寫了篇〈不清場不撤場 散場 無對話沒商量 玩法〉(林行止專欄,2014年11月18日。),面書立即有多人指他「失敗主義」。主要「罪證」是以下這一段說話:

「…事到如今,大家應該了解在北京由於『全神貫注』,在香港上街抗爭已難收成效,今後惟有改變策略,繼續未竟之志。那些早早『以身作則』以毅行鼓動港人上街的『有識之士』,更應深切反省,為沒有看清摸透北京的銅牆鐵壁而向現在仍在『佔領區』堅持的抗爭者致歉!」
(林行止:〈不清場不撤場 散場 無對話沒商量 玩法〉,林行止專欄,《信報》,2014年11月18日,第10段。下文簡稱:〈散場玩法〉。)

其實,是否如此?林生近兩年老馬有火,言論多有支持抗爭,今次咁早就縮?當然,拖得耐,無心戀戰,開始想縮,也是人之常情,但深入閱讀,會否有其他啟示?儘管我並非林生肚裡面條蟲,不知是否林生本意,但超譯系列擺明係不怕過份解讀、胡亂解讀、隨心所欲。反正,歪打可能正著,亂讀或有啟發,超譯方有新意。

不過,索隱、超譯之前,或許要先搞清楚甚麼叫「失敗主義(Defeatism)」。據維基的說法,「失敗主義」是指:「不作反抗,接受失敗。意思負面。」

然而,觀乎上引那一小段提及:「今後惟有改變策略,繼續未竟之志。」(〈散場玩法〉)又怎能說得上是「失敗主義」?起碼表面看來,不過是呼籲人變陣。但據我理解,有此批評的人多認為:「今次雨遮革命之機,可一不可再,一退就跌落萬丈深淵,永無翻身之日。故此:勸退,等同勸降。」

本文似乎亦需要回應、考慮此看法。

而文章舖排方面,本文擬由虛到實,先從該文整體觀感入手,再追尋其思路之變化,進而細看該文具體內容。

一、從其行文語氣,可見其對北京、對港共、對前兩者在港支持者之不屑、不滿。

「…抵達航空公司櫃枱前便被打回頭,彰顯的是可以不顧民情沒有反對派的北京政府,具有超高的辦事效率!」(粗體為後加。〈散場玩法〉,第1段。)

「…學生的雞蛋毀於高牆,高牆絲毫無損,而蛋白蛋黃四濺,影響不少市民的『生計』…」(同上,第3段。)

「遍地開花的和平『抗爭』戾氣日深,對社會秩序已產生消極影響,持續下去,社會(特別是專業團體以至家庭)關係日益緊張、不和諧之風愈盛,這種現象,確非香港這個典型市儈社會之福。…」(同上,第4段。)

「…在自由世界生活了一輩子的香港人,為了眼前一點有形無形的利益,已漸漸變為羅馬尼亞著名劇作家Eugene Ionesco筆下的犀牛了。」(同上,第4段。)

「…對香港的干預,已非常直接和粗暴—對香港部分合理訴求的民意,一手抹煞、非常決絕。」(同上,第6段。)

「…所有這類不理會『受者』感受的做法,是大權獨攬者辦起事來不必按部就班可任意為之的體現。」(同上,第7段。)

我知,就算要轉軚,如果作者仍顧及自己面子,也總不能轉身轉得太難看,所以即使有這些言辭,不代表並非轉軚,要再深入細看。

然而,林生不但沒有批評「雙學」及其他佔領者,更處處指責北京和港共專橫無道,又訓斥港人「市儈」,起碼能提供一點表面證據,說明他不一定是轉軚勸降吧。

二、由十月七日至十一月十八日。

文首引述那一句,不但惹毛了部份黃絲帶,更激起了陳樞機,指那一段是「不提名」批評他,並謂:「林行止先生似乎不能放過我!?

該文起首即述說原由:

「十日前我對林先生十月十日的大作發表了一些看法。他指姓道名說我的不是,我也沒有太介意。我特別關心的是對目前整個運動的長遠看法。

今日發現在他十一月十八日文章裡,林先生雖不提名,又在批評我了。我真不明白他為什麼不肯放過我,其實我們基本上不是站在街壘的同一邊嗎?」
(陳日君:〈林行止先生似乎不能放過我!?〉,平安抵岸全靠祂,2014年11月21日,第1-2段。http://oldyosef.hkdavc.com/2014/11/21/林行止先生似乎不能放過我!?/

陳樞機提及自己早前的文章,相關處如下:

「有人給我看了林行止先生一個月前在信報刊登的文章:『政府沒讓步就撤退等於無條件投降』。」
(陳日君:〈和林行止先生切磋、切磋〉,平安抵岸全靠祂,2014年11月11日,第1段。http://oldyosef.hkdavc.com/2014/11/11/和林行止先生切磋、切磋/

有關陳樞機的文章,就此打住,本文只論林行止;但重要之處,是不少讀者似乎都認為,林行止由十月到十一月間,態度、立場、看法有變。故此,似乎應該就由那一篇文章讀起。

而其實,那一篇文章並非刊於十月十日,而是十月七日。(應該是打錯字而已。)相關處如下:

「於『各界人士』中,筆者對那些過氣政客、社會賢達和宗教領袖特別感到失望,他們在沒有或未能說服當局為三度鋼閘鑿開一線『生天』的前提下,呼喚示威者撤走以避免流血收場,看似慈悲,實際是不分黑白、不辨是非,在政府不作絲毫讓步之下便勸示威者收傘回校歸家,豈不等於要示威者無條件投降?這些賢達和政客應向當局力陳利害,有點收穫後再勸說示威者,不是較合人情之常?…」
(林行止:〈漂亮一仗含悲喜 勸退不是進更難〉,林行止專欄,《信報》,2014年10月7日,第6段。)

表面上看,轉變的確很大,但細心一想,十月七日當時,運動發生不過十日左右,民氣如虹,如怎能跟佔領已近兩個月時比較?十月的文章,可作為追溯其思路的線索,但不能說明其是否轉軚、或其背後的原因。

林行止的言論其實頗為貫徹,起碼到十一月初,相隔近一個月,他仍然在寫幾乎同樣的說話!

「…北京與特區政府的動員力量亦與日俱增,香港的不同團體和知名人士,紛紛出面對佔領行動所造成的和有可能出現的經濟損耗以至法治受損,或作苦口婆心的勸喻,或作聲色俱厲的批評和攻擊,總之天下之惡盡歸『三子』和『兩學』(學聯及學民思潮),當中不乏惡毒和極盡誇大煽情的言辭,好像『雨傘人』一日不收遮回家,香港便萬劫不復;而香港的『不復』,不僅僅限於生意倒退、外資裹足的金融損失,且會令香港『不會有普選,真的、假的、理想的、現實的、實事求是的都不會有』,在政改上大開倒車,數以萬計港人『瞓街』抗爭爭取民主,結果反而是失去民主!…

…香港將因而一沉難起,面對這樣嚴峻的前景,社會賢達的公開表態,本該反映爭持雙方的看法,可是近期社會上高亢發聲的,不是嚴厲攻訐佔領,就是『勸退』群眾盡早離場,見不到半個頭面人物顧及在『佔領區』抗爭人士的訴求,遑論公開向北京和特區政府陳情說項!難道撐傘港人所堅持的『真普選』,全屬離法叛道不值一顧嗎?還是香港的權力歸邊,出現了不可攀越的封建高牆,對大眾力竭聲嘶的吶喊,或充耳不聞,或聽到了而無動於衷?」
(林行止:〈結束佔領立意不誠 年少鋒芒潛龍「待」用〉,林行止專欄,《信報》,2014年11月5日,第2-3段。)

林行止繼續炮轟紅色勢力,但明顯對是次運動之成功不抱期望,亦點出「『三子二學』的處境困頓,因為佔領街頭的時間愈長,對他們愈不利,那是特區政府看準了的群眾運動的死穴。…」(同上,第4段。)而到結尾,更清楚寫出其悲觀看法,認為到「一國兩制」結束時,香港仍未會有真普選:

「…可為二○四七年中港合體後與內地各色人等和諧相處,打下穩固的政治倫理基礎。現在上年紀者,在二○四七年後應無所作為(狀態最佳者亦已有心無力),以九十後和千禧年後的後生小子為主的『佔領者』,屆時正是他們心智最成熟和活力最充沛的時候,因此不但要吸飽自由空氣,復要有內地養分的滋潤。惟有對共產中國不乏認識,香港才有在一國下謀求民主空間的力量,否則,港人便會在怕共、拒共、抗共、反共的循環中迷失,為民主回歸、本土回歸的意識所困,不斷內耗,建樹不了和平穩定的生活環境。

生於亂世,確有『英雄出少年』的契機,但中國全方位崛起,如無意外,香港正式回歸母體之時,應是大中華地區的太平盛世,社會最需要有學養有識見且身處祖國而胸懷世界的人才。…」
(同上,第10-11段。)

其中隱含兩項假設狀況:

一、 中共治下香港不會有民主普選;
二、 中共管治可延至二○四七年(甚或其後)。

六日後,林行止在另一篇文章再重申此見:

「…在內地,黨紀國法都是由國家主席一把抓,那等於說內地是黨國一體,與中世紀愚昧時期的政教合一基本相同。一黨專政合憲合法,不必標榜自由開放,以這種心態看港情港事,尤其是港人對真普選的訴求,北京當權者又如何能聽得入耳。…

在這種情形下,港人向中央爭取有選舉權和被選權的一人一票真普選,便如登山捕鯨、潛水獵鷹,肯定徒勞無功,…」
(林行止:〈集體意志壯國力 個人意志靠邊站〉,林行止專欄,《信報》,2014年11月11日,第2-3段。)

「在強勢中國管治下,香港人對爭取有國際認受性的民主選舉的可能性已近於零(也許是負數亦未可知),那意味港人應對爭取真普選死心;…向中央爭取真普選有如與虎謀皮,有一顆熾熱的心,在處處比香港強的中國的關懷下,只會有失無得…」
(同上,第6段。)

其實,當日這篇文章「出街」時,就已惹來網民攻擊。當時,在下認為不少人是誤讀,因為該文結論其實基於上述兩項假設,任何一項不成立,則結論自然崩潰。在下反認為,林生是向網民開示前路,文中明寫二○四七年後如何如何,但其實亦可解讀成:「香港人可努力促使瓦解該兩項狀況。」

尤其第一點,只要謹記中共是專制極權集團,其實不難得出此結論。熟悉中國國情的人,更應該深知如此吧,例如梁文道,就在人大落閘一年多前,跟戴耀廷對談時就已清楚指出中共的二○一七年方案會有何特徵:

「梁文道估計,香港未來的普選模式是:『選,大家都有得選,不過是我幫你們先揀一些真正「有料到」的人,因為他相信民眾是盲目的。』戴耀廷苦笑反問:『按你分析,香港普選死梗?』梁無奈道:『我覺得係。』」
(戴耀廷、譚蕙芸:《對話 X 佔領》,香港:明報出版社,2013年7月,頁192。)

所以,香港要有普選,唯有改變「在中共治下」這一點。在下以為,這才是沒寫出面,真正重要的一句。

余以為,〈散場玩法〉一文,其實正暗合在下當時解讀。

三、勸退、勸降,還是勸進、勸長征?

「…事到如今,大家應該了解在北京由於『全神貫注』,在香港上街抗爭已難收成效,今後惟有改變策略,繼續未竟之志。…」(粗體為後加。〈散場玩法〉,第10段。)

「…不過,香港人要認清形勢,…不要寄望什麼『外來勢力』會對香港爭取真普選活動作出實質支持,一切要全憑港人自己,因此大家要量力而為!」(同上,第11段。)

「…這場未竟全功的群眾活動,留給香港許多寶貴的東西。『雨傘運動』群而不黨,展示了網絡時代的民意訴求如何凝聚、群眾如何聚集,可惜局限於時勢,在中國全方位崛起的背景下蔚然壯觀的民意、民力,對有錢有槍的專制政權毫無威脅、沒有影響。…可是,有利於大多數人且符合公義的取向,在如此的政治大氣候下,並無勝算的把握。現實如此,鳴金收兵是不得已的選擇!」(同上,第12段。)

對比十一日和十八日兩篇文章,簡直截然不同!

前一篇說:
「向中央爭取」普選是「徒勞無功」,並警告「只會有失無得」,寄語港人應該「死心」;
而後一篇則說:
要「繼續未竟之志」、要「量力而為」,說現時「無勝算的把握」,並謂「嗚金收兵是不得已的選擇」。

如果真是轉軚,又何以越轉反而越「樂觀」?反而勸人寄望將來?

關於退場的建議,林行止有一句這樣寫:「…在全力爭取並付出一定代價後,堂正地嚴肅地承認爭取不到任何民主的權利,但是大家為繼續追求公平選舉制度保存實力,『枕戈待旦』。…」(同上,第10段。)

「枕戈待旦」一詞,字典這樣說:「枕著武器等待天明。形容時時警惕,準備作戰,不敢安睡。晉書˙卷六十二˙劉琨傳:『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著鞭。』」(中華民國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條訂本》。)

劉琨何許人耶?

據傳統史觀,此人為西晉忠臣,且致力「抗擊匈奴」,總之算是「好人」。史書如是說:

「  史臣曰:劉琨弱齡,本無異操,飛纓賈謐之館,借箸馬倫之幕,當於是日,實佻巧之徒歟!祖逖散谷周貧,聞雞暗舞,思中原之燎火,幸天步之多艱,原其素懷,抑為貪亂者矣。及金行中毀,乾維失統,三後流亡,遞縈居彘之禍,六戎橫噬,交肆長蛇之毒,於是素絲改色,跅弛易情,各運奇才,並騰英氣,遇時屯而感激,因世亂以驅馳,陳力危邦,犯疾風而表勁,勵其貞操,契寒松而立節,鹹能自致三鉉,成名一時。古人有言曰:『世亂識忠良。』益斯之謂矣。天不祚晉,方啟戎心,越石區區,獨禦鯨鯢之銳,推心異類,竟終幽圄,痛哉!士稚葉跡中興,克復九州之半,而災星告釁,笠轂徒招,惜矣!

  贊曰:越石才雄,臨危效忠,枕戈長息,投袂徼功,崎嶇汾晉,契闊獯戎。見欺段氏,於嗟道窮!祖生烈烈,夙懷奇節。扣楫中流,誓清凶孽。鄰醜景附,遺萌載悅。天妖是征,國恥奚雪!」(小注:劉琨,字越石。)
(房玄齡:《晉書‧卷六十二‧列傳第三十二》。)

若以此為線索,林生以劉琨比況「雙學三子」,無異於勸說他們要「抗擊匈奴(中共)」。不過衡量現況,著實未夠實力,時機未到而已。以此角度看,則文章前半部份除了是分析現況、點出運動勢頹之外,亦正好指出當前面對如何困局。

北方匈奴勢力廣大,與之正面角力不切實際,現時亦沒有門路從內部將之瓦解。此等不可抗、無處著手的外部狀況,唯有聽之任之,靜候適當時機。可以做的,是港人力所能及之處,想方設法消除「犀牛」,或令未變「犀牛」的港人覺醒為抗爭一員。

林行止並不完全反對、抗拒衝擊,可從其後另一篇文章得見。

該文寫於「衝擊立法會」之後,整體而言是斥責衝擊者不當(這點當無疑問),但言談間諒解「雙學」不能與此等活動完全「割蓆」之理由,又提及「社會大眾沒有承受衝動行事所造成後果的心理準備」。(林行止:〈眾口一聲反暴力 不忿怒火繼續燒〉,林行止專欄,《信報》,2014年11月20日。)則著眼點,不過是害怕運動失去社會大眾支持、及認為此事時機不當而會招致惡果而已,並非本質上反對各種「升級」抗爭。

而除了抗爭者以外的社會大眾,抗爭者本身亦沒有「升級」之準備,除了林行止認為「大家都疲累了,『佔領活動』應近尾聲」(〈散場玩法〉,第12段。),其他評論員其實看法亦復相似,例如馬嶽就寫道:

「世界歷史上不少政治危機的經驗是,如果面對大規模群眾動員,政權仍然不為所動,最自然的後果是抗爭者會將行動升級,直至政權不能不回應為止(要選擇殺人或者改革)。這背後的邏輯很簡單:既然現行的運動模式、規模或手段不能有效迫使政府回應,只能用更厲害的手段了。這和世界各地的政治運動的邏輯是一致的:如果溫和的手段不能奏效,那麼總有人覺得要用更激烈的手段,這當然也是近年香港的抗爭運動愈來愈激烈的原因之一。

但香港的實際情况是:運動沒有打算升級,例如用更激烈的手段或擴大佔領區等(偶發的個別的衝擊不算)。除了佔領開始的大約10天有比較多有關「升級」的討論外,大致沒有很大的動力把行動往更大對抗性或街頭動員的方向「升級」。這一來是害怕升級會帶來暴力鎮壓,以及不相信走非和平路線可以迫使中央讓步;二來也是不少參與者可能從來沒有充分的思想準備要癱瘓香港,以增加對抗的代價(stake)來迫使政府作出回應。原來「佔領中環」運動的想像,一直都是佔領完後被捕了運動便完結,而且一直在強調不是要全面癱瘓中環。很多現時激於義憤為了保護學生出來佔領的人,往往也沒有想過真正要全面癱瘓市面來迫使政府對話或讓步。經過50多天後,無論是群眾情緒或者社會輿論,勢頭已經減弱,更是難以升級。」
(馬嶽:〈從危機到更深的危機〉,《明報》,2014年11月24日,第6-7段。)

是否同意對時局有此看法,當然可以商榷,但這似乎是不少政論員共有的看法,故以此為基礎,提出可行的策略以茲各方參考,並非無的放矢。

四、回到原點。

運動開始以來,林行止一直十分支持,而其自許的角色,似乎是從旁指點的顧問,此事從十月七日那篇文章結尾已可知:

「集會對市民造成不便、對附近商戶的生意有影響,絕對是事實,因此招來怨尤,亦不全然是政治上的『假動作』,參與抗爭的小夥子早有歉疚的心理壓力,可是,攻佔據點是港人爭取真普選的一點可能的微不足道籌碼,他們怎能放棄?在策略上,他們該如何進退,怎樣凝聚取勝的力量,減少『累街坊』的活動?怎樣避免挑釁產生的磨擦和損傷?怎樣才能避過可能流血的『清場』?…」
(林行止:〈漂亮一仗含悲喜 勸退不是進更難〉,林行止專欄,《信報》,2014年10月7日,第14段。)

連問幾條問題,其實均為啟發抗爭者思考策略。而到〈散場玩法〉一文,其實標題已點出,是要思考「散場」之後,到底要怎麼「玩法」了。

領兵的將軍,當然不會貿然跟士卒說:「無㗎喇,輸梗喇,收皮啦!」起碼,真正敗退、撤退前,不會透露半句口風。臨到收兵前一刻,仍會跟你說:「丟那媽!頂硬上!」然而,回到戰情室,又是另一回事了!除非所有頭領都認為是背水一戰,此役一失,永不翻身,盡地一煲;否則,任何負責任的將領均會想過敗走時如何、怎樣撤退、將來何以再起。

而當情勢已相當不妙,需要準備撤退,但一眾士卒仍似不覺,或許就需要「吹風」。而「吹風」,當然不能由將領自己做,他們只能在撤退那一刻展露退意,最能擔此任者,就是旁觀的塘邊鶴了。在下相信,林生正是有意如此,希望在真正要撤退前,先令士卒有點心理準備。

林行止的思考過程,可以歸納如下:

一、 中共專制封建,根本不會讓香港民主普選;
二、 中共有錢、有鎗、有權,港人現時抗爭根本毫無威脅,不會有成果;
三、 又因中共勢強,外國要討好之,不會罔顧利益義助香港;
四、 港人現時不論錢、鎗、權均處弱勢,又得不到外援,唯有先避其鋒,再圖後舉。

若果不同意林行止之論述,或可從上述四點入手;但解讀其文章時,則有必要先代入其觀點;而若接受上述四點,則今次戰役敗局已成,剩下可以考慮的只是何時收場、如何收場、日後如何發展。

五、林軍師有何計策?

其實重點就在文首那一段,其餘線索也都散落本文,不再重複了。本節真正想寫兩筆的,是林行止之策跟其他計劃有何不同。

第一款,是以往多年的抗爭模式,網上被貶為「左膠」者:「宣稱已有『階段性勝利』,再『俾啲掌聲自己』,唱幾首『抗爭K』,然後『散水』。」公道一點說,「散水」那一步其實無可厚非,因為當年(今次之前),不論社會大眾或參與者,均沒有心理準備發生/參與比「遊行」更「激烈」的行動,那遊行完畢,當然只能散水。

不過,前三步簡直令刻下之抗爭者深惡痛絕:「明明乜鳩都爭取唔到,階乜撚嘢段勝利呀?」之類。這一條路,肯肯定是不能行的。行咗,以後唔洗出唻行,一定被網民唾棄。

第二款,是「佔中三子(及陳樞機)」現時之打算:「在適當時間自首,完成公民抗命。」希望以捨身承擔罪之舉,令沉睡的香港人覺醒或感動。同時,將抗爭活動延伸到法庭,又會是另一個可以發聲、論述的舞台。

據戴耀廷夫子自道,他亦認為運動自陷入膠著狀態:「要突破這困局,自首承擔罪責,或可帶來新一輪對人心的衝擊。能否成功仍是未知之數,但卻肯定是另類的進擊,而不是退讓。與其兵聚一處力抗前敵,不如兵分多路,籌劃再闢路徑,或能另建奇功。…」(戴耀廷:〈周日話題﹕突破困局衝擊人心〉,《明報》,副刊,2014年11月23日,第10段;或可見於,戴耀廷:〈給長毛的公開信論自首〉,「Tai Yiu Ting, 戴耀廷」Facebook專頁,第10段。https://www.facebook.com/270507093143059/photos/a.271976179662817.1073741828.270507093143059/324546037739164/

第三款,是「等清場」。不少現場的義士,雖然沒有說出口,但相信必然想過這結局,甚至預期會有此結局。此策之利,是無須言退,保存氣慨,而且清場之畫面及其深刻印象,可作為日後再起的基礎;如引得黑警再乘機暴力對待抗爭者(而且九成九會。),更有助激起港人義憤。

問題是,這一招只能呆等,較先捱不住/沉不住氣的一方就輸。而政府方,現在明顯用「拖字訣」,鬥長命,而且是「出住糧同你鬥長命」。而抗爭一方,則坐困愁城,只能不斷消耗,消耗人力、消耗資源、消耗氣勢、消耗民意;作為攻方,有久戰不利之弊。如果到清場之日,其實已消耗至有頹敗之勢,在場義士凋零、場面冷清,則更為折損多日來累積的形象和民氣。

實地、前線的義士,對場內氛圍、氣勢之掌握,當然遠勝旁觀者;此策究竟可維持到何時,相信義士比其他人清楚得多。現時,即使場外人看,距離如斯境地尚有一段時間。甚至,有港大民調可茲證明。

該「普及民意平台之佔領行動民意調查」現時共進行了兩次,首次調查結果公布時,更有不少報導引述結果指有五成半被訪者反對「佔領行動」,逾八成人認為應停止佔領。(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第一次普及民意平台調查:數據匯集》。http://popcon.hkupop.hku.hk/popcon_v1/resources/poposedQue/freq.pdf)然而,此數字其實不能真實反映運動之「氣勢」:所謂「沉默的大多數」,其實不少抱有「西瓜靠大邊」的心態;面對刻下之僵局,抗爭者又似無勝機,當然反對運動。

參看第二次調查結果其實相似,有五成八人反對「佔領行動」,近八成人認為應停止佔領,但其實又有三成半人認為人大常委應撤回831決定!(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第二次普及民意平台調查:數據匯集》。http://popcon.hkupop.hku.hk/popcon_v1/resources/poposedQue/freq2.pdf)在下斗膽估計,假若一計劃能有勝機,不少「反對」佔領行動者其實會轉軚。

真正能反映抗爭「氣勢」者,其實是抗爭者的潛在實力,也就是關鍵時刻可以號召的人數!這問題,要參看民調中的交叉分析。

據第一次調查,曾參與佔領者有約五成七支持繼續佔領,曾參與七一遊行者有約兩成七支持繼續佔領。(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第一次普及民意平台調查:交叉分析》。http://popcon.hkupop.hku.hk/popcon_v1/resources/poposedQue/crosstab.pdf

而到第二次調查,曾參與佔領者有五成八支持繼續佔領,曾參與七一遊行者有三成支持繼續佔領。(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第二次普及民意平台調查:交叉分析》。http://popcon.hkupop.hku.hk/popcon_v1/resources/poposedQue/crosstab2.pdf

據上引調查結果,有一成一至一成三受訪者曾參與佔領行動;以香港約七百萬人口推算,約有七十七萬至九十一萬人;其中又有五成七至五成八人支持繼續佔領,即有約四十四萬至五十三萬人支持繼續佔領。即使只有一成人準備好隨時再出動,亦有四、五萬人。這才是運動的實力、氣勢之所本。

如果將曾參與七一遊行者亦計算在內,則潛在實力更遠不止此數。

昨日至今晨,黑警再試圖在旺角清場,結果又再激發多幾千人上街,足證上文所言不虛。再經此一事,無論本週能否清旺角場,其實亦為整個運動加添動力,尤其是替金鐘佔領者爭取到更多時間,考慮下一步如何走。(銅鑼灣,我沒有忘記你,不過事件實在較少在你那邊發生。)

林行止之策,則試圖跳出這三大方向,既不呆等、又不結束、復不自我欺騙,總算是有一點新意,起碼可供思考。

既然是主動撤退,主動權就在抗爭者一方,不需要呆等政府行動,減少消耗,避免出現冷清清場的畫面。撤退,又代表運動未完,會繼續各處組織抗爭,而不會如「佔中」一樣解散。而認輸,則是最有創意的一點,值得細想。

網民鬧爆「左膠」的原因之一,正是認為其手法令民氣、戰意消散,是變相瓦解抗爭,令抗爭永遠一事無成。看往績,此說不是毫無道理,過往能成功爭取的確實不多。問題是,此說之理論是否站得住腳。(因為不可能以「實驗」驗證。)林行止之策,似乎就是針對這點而擬。

且想像,一場革命何時而止?革命勝利、成功之日而止。

革命的本質,就是改變現狀,成功改變現狀,就是勝利,可以不再革命了。而若未能改變現狀,則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黑白分明,沒有中間地帶。現狀或是維持、或是改變;而革命也只能是失敗或成功。

一旦宣稱革命「成功」、「勝利」,就等如跑手已過終點,沒有繼續走下去的理由。這正是「階段性勝利」之惡--其惡者,令與事者覺得可以功成身退,沒有再戰下去的理由。(而且,明明一事未成,卻自欺「勝利」,根本就可笑之至。)

林行止叫主事者認輸,承認戰術失利,輸了戰役,正是要主動「製造」一隊戰敗回鄉的哀兵,藉撤退之舉保存力量,又令解甲者有復出再戰的長遠目標,日後「繼續未竟之志」。此策可能只屬粗糙的初步構想,但實在是有一點新意,擴闊了戰略想像,而非一味勸退的「失敗主義」。

另一些零碎想法。

我知道,內文尾段「數漏了」一款策略,而經過「旺角黑夜續集」,再提出此策的人必然增多--「升級」。

為何「升級」不在上文分析之列?一來,本文目的是「超譯」林行止文章,而在下從其文章所讀,此策似乎不在林生考慮之列。二來,私以為此策現時確無發展之條件,難言是義士們可揀選的策略。以下三言兩語簡單解釋。

「和平非暴力」五字口號的界線內,可想、可行的事情幾乎都做盡了,若不想拋棄此口號,則「升級」選項根本不多,可想見其影響亦不會多大;但若然走出這五字以外,則面對兩方面之難處。

其一,「和平非暴力」雖然限制了抗爭者可用的手段,但五十多日來和平得不可思議、和平得近乎荒謬的行為,與港共政府明暗打手之暴力橫蠻形成強烈對比,獲冠上了「聖潔光環」。此光環吸引各地注目,又引得不少旁觀者支持,港共政府方不敢再貿然清場。(起碼,不敢貿然大規模衝入金鐘;而黑警兩度試圖在旺角清場,抗爭者自衛抵禦,每次均反激起更多人上街;而黑警濫用暴力,遠超所需,故抗爭者之「光環」亦未見因此稍減。)

這光環是護身符,能稍為抗衡港共之暴力手段,有助維持對峙局面。而觀乎港共明暗出招趕人,此局面應對其亦有不利,方想除之而後快。從此角度看,則此「護身符」雖看似只有被動「防禦力」(甚至,或有人視其為孫悟空頭上的「金剛圈」。),但亦是現時最有力的「武器」。

就算願意冒失去光環的風險,抗爭者及大眾究竟有何心理準備,可以接受多少的「越軌」行徑?直接壓力越大的行為,就要走得越遠,也可能脫離現時民心能接受的界線越遠,光環褪色越嚴重。兩相權衡,其實未必能「升級」,可能反而「降級」了。此微妙平衡,究竟能否把握?這是困難處。

其二,就算完全不理第一點所說,實際上又有能力「升級」到甚麼地步?實力有多少?我敢斷言,即使用盡現時所有可行(意指理論上、資源上、人力上、物理上可行)的手段,仍遠遠不足以撼動中共這道巨牆。貿然「升級」,結果可能被「打殘」,得不償失,不可不察。

要動這方向腦筋,現階段只能賭香港對中共有多少價值、有多重要,中共會否不惜代價,寧可「打個稀巴爛」,都要收服你?有些人會賭中共不敢動手,我可能會賭它會,但無論如何亦是一場豪賭,而勝機實在不大,非常沒有把握。

而到動手時,如果要「力壓」中共,需要的資源、準備,都完全是另一個層次,不再是生理鹽水、帳幕那麼兒戲,而且極需要外援。凡此種種,港人都毫無準備。如果這算是一場仗,如此開戰必敗無疑。而即使已有準備,仍要選對時機,方有勝機。

時機,包括周邊的各樣事態、形勢、動向。

形象化一點說,如果要這樣賭,其實等同玩話事啤時「偷雞」:「二仔底,晒冷。」勝機只有一個,就是對方「縮沙」;但一旦對方唔縮,開乜牌你都死梗,一舖清袋。籌碼不夠多,自然會難賭一點,這是莫可奈何之事。要扭轉局面,一方面要籌集籌碼,另外亦要靜候一手好牌,無寶不落。

原本開宗明義要寫「超譯系列」,但越寫越走樣,似乎更接近「小考系列」,不過那始終是起首落筆的初衷,而且實質內容也沒有走樣,還是最初想的,所以保留原題。

文抄:《忽必烈的挑戰》,第6-7、10-13頁。

「至今為止,有關蒙古及其支配的所有歷史,都遭受種種的非難與惡罵。暴力、破壞、殺戮、壓制、搾取、強奪、強制、無知、蒙昧、粗野、野蠻、粗暴、狠辣、奸佞、邪惡、無恥、放縱、不寬容與非文明等等。其中許多中傷都有著明顯的意圖。
……
 但是一般而言,將蒙古當作壞蛋形象來處理最為普及深入的是中國史。…
……
 其相關內容如下--蒙古時代的中國,身為支配者的蒙古蒙昧無知,不能理解高度的中國文化。因此,一直以來支持中國文化的傳統文人與知識份子就陷入懷才不遇的處境。」
杉山正明著,周俊宇譯,《忽必烈的挑戰--蒙古與世界史的大轉向》(クビライの挑戦 モングルによる世界史の大転回),新北市:廣場出版,2012年,第6-7頁。(下文引用從略。)

這麼一說,初中上中史科時,對蒙古的描述的確就是這樣。看《射鵰英雄傳》,也加深了這樣的印象。(《天龍八部》又渲染時代更早的契丹為落後外族之見。)最近有港共提出重設中史科,想必是打算再次教授這種偏頗不實的「歷史」。

不過,現今的年輕人如此「眉精眼企」,又豈是容易受愚弄?此政策就算落實,也只是枉作小人,甚至是自掘墳墓--比如,我相信教夏商周時,一定有學生懷疑:「現今中共大了不止一圈的版圖,究竟從來而來?」而答案亦不難想知,大多是歷代侵略而得,再經長年多番「轉手」而來,並非甚麼「自古以來的固有領土」。

扯得遠了,再繼續記一些有意思的段落。

上引為第一章內容。第二章起首,即以法國漢學家謝和耐(Jacques Gernet)「描寫落入蒙古軍手中前夕南宋首都杭州繁榮景況的《蒙古入侵前夕的中國日常生活》(Daily Life in China on the Eve of the Mongol Invasion, 1250-1276)」(第10頁)的序文作引。

謝氏指蒙古征服中國,令中國精神幻滅、令當時最先進的文明之國遭受深刻打擊、令中國歷史受到重大挫折。

杉山氏簡單有力地駁斥此見。

「謝和耐這本出版於一九五九年的著作,以在中國史甚至世界史上皆是一座高度精煉的文化城市--杭州為題材,將當時彼方中國民眾日常生活的細微之處精采且栩栩如生地再現了。…

 然而,只要遍讀該書,就會留意到幾個奇特之處。那就是在談論南宋時代繁榮杭州的史料方面,除了中國文獻外,還使用了馬可.孛羅(Marco Polo)鄂多立克(Odorico)伊本.巴圖塔(Ibn Battuta)等人的遊記。」
(第11頁)

先停一下。作者已經提示了線索,讀者可想一想,問一問自己:謝氏論述的矛盾處何在?

「特別是馬可.孛羅的敘述,由於其直率有價值,總是被當作最後王牌般地使用。…

…引文處處可見。每次讀到這種文章脈絡,都很難不讓人感到某種無法言喻的奇異之感。誰都知道,馬可.孛羅所來到的是蒙古統治下的東方。他所目睹並留下印象的杭州,也是蒙古統治下的杭州,不可能會是南宋時代的杭州。」(!)(第11-12頁)

「問題在於一般認為馬可.孛羅停留在東方的一二七六年到九二年為止的這段期間,杭州市街與南宋時代『沒有太大變化』的這一點上。

 若是單純來想,蒙古統治下的杭州必須一直和極盡繁華極致的南宋時代『沒有太大變化』才行。也就是說,這種形容會導出蒙古幾乎沒有造成打擊的結論。如果說杭州因蒙古而失去了繁榮,那麼要引用馬可.孛羅的敘述來討論南宋時代的繁華,很明顯地就是自我矛盾。更何況,要引用較馬可.孛羅更晚的伊本.巴圖塔在蒙古軍進駐杭州已經半世紀以後的記敘就更不可能了。

 即使在蒙古到來以後,杭州也一如往昔地持續著繁榮。這是極為簡單的事實。愈是要引用馬可.孛羅等蒙古時代文獻來談杭州的繁榮,就愈是反證所謂『蒙古的打擊』這個一般想法不過是一種虛構。」(第13頁)

看吧!那矛盾處其實甚為明顯,也著實無從辯駁。過往,中史書上蒙古被刻板地描畫成十惡不赦的壞人,只是惡劣不實的誣蔑。也不是說蒙古就這樣忽然一面倒的變成「好人」。實際上,黑白分明地想像世上只分「好人」、「壞人」,本身就反智非常。

上面那幾段,沒有引用罕見難覓的文獻或資料,幾乎都是中史書中本身就有的東西,以往教科書中可能都有,只要細讀、將碎片連繫起來,其實不難發現當中的矛盾。新一代的人,仍會受此蒙蔽嗎?

再說,其實中文科本身亦有其他線索--教中文,難道不教元曲雜劇嗎?

若然民不聊生、終日受壓榨,何來看戲的閒情?戲曲得以發展,其實就證明當時社會昇平,經濟良好,庶民生活穩定,方有餘資養活劇作家和戲子。

以往香港中學教授的傳統中華斷代史觀,充斥各種不合理、矛盾之處,現今資訊發達、網上評論亦多,絕對經不現新一代學子的質疑,只會令「中華」、「中華民族」、「大一統」等概念更快被唾棄。那倒不是壞事,我很贊同。以前讀中史時已發覺,思想發展最多樣、最蓬勃的時代,不正是周室衰弱、列國並立之時嗎?這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大好事。

不過,港共如果仍未完全失智,想清楚後就不會再推中史科了。哈。

(文抄系列,本來就是罐頭稿。不過以前儲起的罐頭,早用完了,也未有生產新品。本週實在想不到題材,唯有現製現賣,是新鮮出爐,未入罐的罐頭餸。)

文武廟隨拍

文武廟一隅
(by Sam Hau;CC BY-NC-SA 3.0 HK

沒有上網睇地圖,只是大概知道在那一區,亂走亂逛,終於找到。

文武廟」,不過是統稱,其實一組有三間。正面望過去,從左到右是「文武廟」、「列聖宮」同「公所」。影相,當然係入「文武廟」。(哩處幾幅都係。)之但係,真正想親眼看看的是「公所」。

丁新豹如是說:

「 在中國的農業社會裡,除城鎮有社學及學宮可供地方縉紳集會外,在鄉村,同姓鄉紳可在宗祠內集議鄉中事務,然而不同姓的鄉村父老,多假土地廟或文武廟集會。在鄉村,廟宇還是賬米、施藥、敬老、恤孤等福利事業的發起機構;且鄉中訴訟紛爭,都由父老在廟內排難解紛,主持公道。香港開埠之初,港府對華人採不干涉政策,來自四面八方的華人,乃集資在市中心興建文武廟,作為聚會中心,主理華人本身事務,文武廟旁的公所,便是公眾聚會的地方,現存的文武廟公所石柱上刻有:

『公爾忘私入斯門貴無偏袒,所欲興家到此地切莫糊塗。』

  可知當日民眾確曾在此斷疑決訟…」(相關處加粗體)
(丁新豹著,《香港早期之華人社會,1841-1870》,香港:香港大學博士論文,1988年,頁184-185。)

到底怎樣判,不得而知,而若是跟隨「傳統」華人標準,例如清官楷模海瑞所講:「凡訟之可疑者,與其屈兄,寧屈其弟」云云… (肯定是讀《萬曆十五年》時讀到的,但刻下書不在手,無從詳細寫明轉引出處。)現代香港人必然難以接受,甚至難以想像。

這麼說吧:如果生於明朝萬曆年間,我在家中屬後輩,明知是海瑞之流判案,根本就不用打官司啦!未升堂已輸了八成,打乜鬼?如此斷案,簡直混帳。說極端一點,換個貪官過唻都可能仲公正少少!

不管「公所」當年究竟如何判案,為華人排解紛爭,又究竟是否公正,都已煙消雲散,今日只餘一個空殼。

文武廟天井
(by Sam Hau;CC BY-NC-SA 3.0 HK
文武廟一隅
(by Sam Hau;CC BY-NC-SA 3.0 HK

小考:張五常沒有讀過《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

不怕諸君見笑,我大學本科是讀經濟的。
引發我讀經濟,而且是到薄扶林讀經濟者--張五常是也。

中五時成績欠佳,轉到一所新學校(名副其實的新學校,是當年剛剛開校的!)讀預科。空堂不少,遂到圖書館打發時間。不知何故,圖書館的張五常著作所藏甚豐,開始讀了覺得有趣,就一本接一本的讀。當時,圖書館有的(大概兩尺厚吧)都讀了一遍。(回想起來,當時還真是清閒得很。依稀記得,黃仁宇系列也是那時候讀的。)

「經濟學真有趣!」當時這麼想。當然,現在也是這麼想的。

我記得,他好像有提過Richard Dawkins《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大概中四、五時有看過中譯本,但當時應該半懂不懂的吧,我想。

當時看到的文章,他究竟是提過那本書的甚麼呢?他是怎麼說的呢?實在想不起來。不過,提這點往事,當然不是毫無理由的。

最近,隨手翻開張五常新修的《經濟解釋(神州增訂版)》,忽地發現他筆下簡述的《自私的基因》,完全不是那一回事!簡直錯得離譜!

(不用亂估了,我認,很多時買了書,未有時間細讀,只是擱在一旁;
 引發此文的那一段落,也是這樣才走漏眼的吧。)

關於經濟的問題,在此不討論,實在只是對他曲解Richard Dawkins的名作看不過眼。

我懷疑,其實他根本沒有讀過《自私的基因》吧!(我不想說他沒有「讀通」。以我看了他的書多年,也讀過一點他的論文,對他的能力絕無懷疑;疑中留情,我寧可相信他只是沒有讀過、道聽塗說。)

我讀到的段落,是這樣的:

「一九七六年,生物學家道金斯發表了《自私的基因》(R. Dawkins, The Selfish Gene),旁徵博引,用了數之不盡的例子證明「自私」是動物與生俱來,是遺傳的,不可更改。這本重要的書啟發了一門新的學問--「生物經濟學」。我的另一位老師赫舒拉發(J. Hirshleifer)是這門新學問的一個主要倡導者。十多年前他來信說,這門學問的發展大有看頭。」
(下劃線及粗體為筆者所加。)
張五常,《經濟解釋 神州增訂版‧卷一:科學說需求》。香港:花千樹,二○一一年(初版:二○○一年;神州增訂版:二○一○年),頁79。

再翻看舊書,原來舊版已經有這一段:

「一九七六年,生物學家道更斯發表了《自私的基因》(R. Dawkins, The Selfish Gene),旁徵博引,用了數之不盡的例子證明「自私」是動物與生俱來,是遺傳的,不可更改。這本重要的書啟發了一門新的學問--「生物經濟學」。我的另一位老師赫舒拉發(J. Hirshleifer)是這門新學問的一個主要倡導者。最近他來信說,這門學問的發展大有看頭。」
(下劃線及粗體為筆者所加。)
張五常,《經濟解釋‧卷一:科學說需求》,第二版。香港:花千樹,二○○二年(初版:二○○一年),頁75。

(記憶中,我是有買初版的,但一時找不到,只好用後來另買,打算放在案頭研讀那一套--原來是第二版,但內容應該大致相同的。)

除了Richard Dawkins的譯名由「道更斯」改成「道金斯」,赫舒拉發(Jack Hirshleifer)來信的日子據印刷時間相應調整,兩處;整段的內容是完全一樣的。

也就是說,由二○○一年至二○一○年,張五常對《自私的基因》這本書的看法應該是一樣的:「旁徵博引,用了數之不盡的例子證明「自私」是動物與生俱來,是遺傳的,不可更改。」

上述引文並非孤例:

「我老是想,是人體細胞內的哪些基因促成那希望傳世的意圖呢?其它動物有沒有這樣的傾向?一九七五年Richard Dawkins發表了重要的《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那本書,說自私是遺傳的,人類與其它動物沒有兩樣。我想,人類喜歡作品傳世與要生養後代也沒有兩樣吧。其它動物也生養後代。是因為自私的基因而生養後代嗎?還是因為生養後代是天生的機能,所以動物不能不自私了。我取後者。這樣看,人類不是因為自私而存在,而是存在的本身含意在自私的基因。由此引申,我們希望自己的作品可以傳世,不是因為自私,而是從生物本身的生養機能帶過來。讀者看得懂嗎?還是我有點老糊塗了?」
(原文為殘體中文,由筆者人手轉換作正體中文;文中別字,一字未改;而且他連《自私的基因》的出版年份都搞錯了;下劃線及粗體為筆者所加。)
張五常,<(2008.04.08)传世的基因(创作闲话,之一)>,張五常新浪博客。最後修改日期:2008年04月08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841af7010090wd.html

認真讀過《自私的基因》者,絕不會這麼說。

張五常經濟常說,學經濟要把握好「概念」;讀《自私的基因》,或許也需要如此。回想一下,經濟、生物、邏輯、科學… 我真的從《自私的基因》中學了不少。

首先要搞清楚書的題目,所謂「自私」(這概念)其實只是應用於「基因」。不過,兩個詞都要解釋一下。

先來說「自私」。

「自私」是有意識的東西才會有的,「基因」不過是一串重複、簡單的分子--一串DNA;說一段DNA有意識、有意圖,似乎太天馬行空了吧!

如果你這樣去理解,真的很天馬行空,但這根本不是書中的意思。就跟經濟學假設人是「自私」一樣,其實人是否都如此「自私」,不知道,也不重要。那不過是一項方便分析的假設而已。事實上,應該說是:無論任何生物(或類生物的東西?),只要被放在一個資源稀缺的環境,就會展現出「如同自私」一般的行為;當然會有例外,但例外就會被淘汰;那剩下來可以看到的,當然就是看起來是「自私」,或曰展現出「自私行為」那些了。

經濟學和生物學的相似之處,我不只是我說的:

“Consider, first, the simplest type of biological evolution. Plants “grow" to the sunny side of buildings not because they “want to" in awareness of the fact that optimum or better conditions prevail there but rather because the leaves that happen to have more sunlight grow 8 Also suggested is another way to divide the general problem discussed here. The process and rationale by which a unit chooses its actions so as to optimize its situation is one part of the problem. The other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anges in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consequent observable results, i.e., the decision process of the economic society. The classification used in the text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is but differs in emphasizing the degree of knowledge and foresight. faster and their feeding systems become stronger. Similarly, animals with configurations and habits more appropriate for survival under prevailing conditions have an enhanced viability and will with higher probability be typical survivors. Less appropriately acting organisms of the same general class having lower probabilities of survival will find survival difficult. More common types, the survivors, may appear to be those having adapted themselves to the environment, whereas the truth may well be that the environment has adopted them. There may have been no motivated individual adapting but, instead, only environmental adopting."
Armen A. Alchian. “Uncertainty, Evolution, and Economic Theor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58, No. 3 (Jun., 1950), pp. 211-221

這麼有趣的段落,是張五常的老師艾智仁(Armen A. Alchian)寫的。

回到《自私的基因》,說基因「自私」,是甚麼意思呢?基因本身有沒有意識?不知道,多半沒有,應該沒有,但不重要。基因有「複製」的能力,但世界只得這麼大,資源必然是稀缺的,故此會有競爭,而競爭的結果是:能存活下來的,必然是展現出「自利」、「自私」行為那些「基因」。

我一直都含糊其辭,只說「基因是一段DNA」,又是否真的符合書中意思呢?其實我是刻意為之,因為書中本就如此,最初是定義得含糊一點,後來才再說清楚。我相信這是Dawkins寫故事的方式,我當時也覺得他說得很清楚,就跟隨他的做法了。

“The definition I want to use comes from G. C. Williams. A gene is defined as any portion of chromosomal material that potentially lasts for enough generations to serve as a unit of natural selection."
Richard Dawkins. The Selfish Gene. 30th Anniversary Edition 2006. Repri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28.

其實眼尖的讀者會發覺,更深層的含意已經隱含其中;但吾也愚魯,是讀到後來才越來越清楚的:

“What is the selfish gene? It is not just one single physical bit of DNA. Just as in the primeval soup, it is all replicas of a particular bit of DNA, distributed throughout the world. If we allow ourselves the licence of talking about genes as if they had conscious aims, always reassuring ourselves that we could translate our sloppy language back into respectable terms if we wanted to, we can ask the question, what is a single selfish gene trying to do? It is trying to get more numerous in the gene pool. Basically it does this by helping to program the bodies in which it finds itself to survive and to reproduce. But now we are emphasizing that ‘it’ is a distributed agency, existing in many different individuals at once. The key point of this chapter is that a gene might be able to assist replicas of itself that are sitting in other bodies. If so, this would appear as individual altruism but it would be brought about by gene selfishness."
Richard Dawkins. The Selfish Gene. 30th Anniversary Edition 2006. Repri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88.

其實整本書最重要的概念,即在其中。

是,這本書是以「基因是自私的」為出發點,但實際上是要解釋:「自私的基因」怎樣推導出生物「利他」、「合作」的行為!跟張五常提到,說「自私」是「與生俱來,是遺傳的,不可更改」,大相逕庭!

而若然他有認真讀過《自私的基因》,也不會因為這本書而問:「人體細胞內的哪些基因促成那希望傳世的意圖呢?」

Dawkins的書中,有一章是說這回事的:

“But do we have to go to distant worlds to find other kinds of replicator and other, consequent, kinds of evolution? I think that a new kind of replicator has recently emerged on this very planet. It is staring us in the face. It is still in its infancy, still drifting clumsily about in its primeval soup, but already it is achieving evolutionary change at a rate that leaves the old gene panting far behind.
The new soup is the soup of human culture. We need a name for the new replicator, a noun that conveys the idea of a unit of cultural transmission, or a unit of imitation. ‘Mimeme’ comes from a suitable Greek root, but I want a monosyllable that sounds a bit like ‘gene’. I hope my classicist friends will forgive me if I abbreviate mimeme to meme If it is any consolation, it could alternatively be thought of as being related to ‘memory’, or to the French word même. It should be pronounced to rhyme with ‘cream’."
Richard Dawkins. The Selfish Gene. 30th Anniversary Edition 2006. Repri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192.

這就是「meme」的起源。

在同一章,他更這麼說:

“When we die there are two things we can leave behind us: genes and memes. We were built as gene machines, created to pass on our genes. But that aspect of us will be forgotten in three generations.

But if you contribute to the world’s culture, if you have a good idea, compose a tune, invent a sparking plug, write a poem, it may live on, intact, long after your genes have dissolved in the common pool. Socrates may or may not have a gene or two alive in the world today, as G. C. Williams has remarked, but who cares? The meme-complexes of Socrates, Leonardo, Copernicus and Marconi are still going strong."
Richard Dawkins. The Selfish Gene. 30th Anniversary Edition 2006. Repri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199.

所以,如果認真地讀過,而同意Dawkins的說法,或許會說:「受腦內的meme所驅使,希望其可廣為流佈,以傳後世。」

或許也是我無聊寫blog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