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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抄:〈「君尊臣卑」下的君權與相權〉,《歷史與思想(新版)》,第49-77頁。

「 在中國的政治傳統中,君權和官僚制度的關係更是一部不斷摩擦,不斷調整的歷史。當官僚制度的機器發展得不符合『君尊臣卑』的要求時,君主便要對這部機器作一次基本的調整。由於相權是處在這部機器運轉的樞紐地位,因此每一次重大的調整便導致宰相制度的變更。自秦以下,中國宰相制度一共經歷了三個基本的發展階段,即秦漢的三公九卿制,隋唐的三省制,和明、清的內閣制(清代又加上軍機處)。『君尊臣卑』的原則正是每一階段發展的最後動力。章太炎先生是近代最先揭出此一歷史真相的學者,他曾從官名的變遷上對古今相制演變作過一番分析。…
… …
  一九四二年日本學者和田清主編了一部由各朝代專家分章撰寫的《中國官制發展史》。該書僅出版了上冊,寫到元代為止。但和田清本人則寫了一篇很有見解的〈序說〉,綜論中國官制的三種特色,第一個特色便叫做『波紋式的循環發生』。所謂『波紋式的循環發生』者意即天子個人左右的微臣逐漸獲得權力,壓倒了政府的大臣,終於取而代之。但取代之後,其中又別有私臣變成實權者,再來取代現有的政府大臣。如此後浪推前浪式的往復不已。例如漢代的丞相初為尚書所取代;及曹魏時尚書省已正式成為丞相府,它復為中書長官所取代,再發展下去,門下侍中又漸握實權了。唐代三省長官的權力後來為擁有『同中書門下三品』或『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頭銜的天子親信所取去。下逮晚唐,『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已正式成為朝廷重臣,其實權遂又轉入翰林學士及樞密使(宦官)之手。(詳見和田清編著《支那官制發達史》上,中華民國法制研究會,一九四二,頁四-七)…」
余英時著,〈「君尊臣卑」下的君權與相權--〈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餘論〉,《歷史與思想(新版)》,臺北:聯經,2014年5月二版,頁55-57。

上回提到,中共是一帝制政權,而港共則繼承了其皇權統治的性格。上引這一段文字,正好能描述香港遭中共侵佔後,港共(中共皇權代理人)跟香港官僚角力的情況。

建華年間,香港官僚之首陳太與主上不和,最終掛冠而去。建華六年(公元2002年)四月十七日,宣宗(「施而不成為宣。」《逸周書‧諡法解》到定例局宣布實行所謂「高官問責制」,公認是其「奪權」之舉。宣宗本人當然矢口否認,議事錄如此記載:

「… 實行問責制會否使行政長官大權獨攬呢?我們知道,行政長官的權力在《基本法》中有清晰明確的規定。根據《基本法》的規定,行政長官是特區政府的首長,領導特區政府全體官員,包括公務員。按照《基本法》,特區政府所有官員的權力源於行政長官。行政長官如何調配權力,完全視乎其施政方面的需要。行政長官的權力既由《基本法》全部賦予,根本不存在,亦沒有必要通過新的制度來加強他的權力。…」
立法會,《2001-2002年度立法會會議過程正式紀錄》,頁3855。http://www.legco.gov.hk/yr01-02/chinese/counmtg/hansard/cm0417ti-translate-c.pdf

簡而言之,宣宗只是再度宣示其權力上承自中共朝廷,根本是一堆廢話。在該篇發言,從他自己口中亦可看到事情真相:

「… 現時公務員體制中,由局長擔任的公務員職級和薪酬福利待遇維持不變,職稱改為常任秘書長。他們扮演甚麼角色呢?便是扮演問責制局長和公務員系統之間重要的樞紐角色。他們在問責制局長統領之下,向問責制局長負責,協助制訂和執行政策,聽取公眾和立法會的意見,向他們解釋有關政策,回答質詢,爭取各界對政策的支持。」
同上。

「為了配合落實問責制,有需要在行政會議決策過程中加強協調,因此,行政會議秘書處將隸屬行政長官辦公室。新聞統籌專員的職銜將會改為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他將負責行政會議秘書處和新聞統籌的工作。中央政策組將通過加強民意調查的功能及加強長遠政策研究功能,確保特區政府政策的制訂有充分的研究基礎和民意的基礎。」
同上,頁3856。

官僚系統出身的公務員,由「局長」貶為新設的「常任秘書長」;而原「局長」之職則改由宣宗欽點的「私臣」空降。而原本支援內閣(行政會議)行政的機關,也收歸宣宗私衙(行政長官辦公室)旗下。古有私臣充權,今以家僕任官,實異曲而同工。及至中共嫡系醜王(「怙威肆行曰醜。」《逸周書‧諡法解》繼位,玩弄此等權術日益猖狂。比如任用高氏暗掌人事,安插家僕出任大小公職,都能看出其思想脈絡相通。港共政權至今歷三世,其中二世靈王(「好祭鬼神曰靈。」《逸周書‧諡法解》為官僚系統出身,無所謂私臣(或曰,其私臣亦正好為當朝官吏),且其能登基實為非常事態,既為特例,可以不理。

而此君權/相權(官僚系統)的角力,余先生文中有一處描寫得更為明白:

「… 相權問題必須當作整個官僚制度的一個樞紐部分來處理… 單從相權的角度看,我們所見到的是君權壓抑相權,是君主不讓宰相擁有客觀化、制度化的地位和權力。但是從君權一方面著眼,相權托身所在的官僚制度也始終構成君主貫徹他個人意志的一重阻礙。在歷史上君主必須一再重複地起用私臣、近臣來取代品位既高的相權,這正說明官僚制度本身具有相當強韌的客權化傾向。因為任何原屬君主私臣的職位(如尚書、中書)在長期移置於『百官之長、群僚之首』的地位之故,這種私臣的性質便逐漸發生變化,終於轉成官僚制度中的『公職』而具有一定程度的客觀威權。所以明太祖廢相而直接總攬政務才是最徹底的解決之道。…」
余英時著,〈「君尊臣卑」下的君權與相權--〈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餘論〉,《歷史與思想(新版)》,臺北:聯經,2014年5月二版,頁61。

其實,這又不獨是中華世界專有的現象。余先生文中亦以英國官制發展(「財政大臣」和「首相」兩職)略作比較,點出英國其實亦曾有王權/相權之爭,但王權卒為有權勢的封建貴族所制衡,相權遂得保獨立。(同上,頁61-62。)其實君權和相權(官僚)既有不同來由或基礎,彼此自然會有爭權角力,實為常情常理。甚至於現代社會,亦復有類同的權爭,甚至如《Yes Minister》之類的影視作品,便以政客和官僚權鬥為主線。

然則,現代社會的政治生態與中華傳統「君尊臣卑」原則下的政治生態又有何差異呢?「君尊臣卑」的帝制政權到底有何特點?

現代的官僚體制,其權力不出法制所劃定的範圍,而法制則源於立法機關,立法機關又由民眾選出,有「集眾智」的理性基礎。而無論是議會內閣制或總統制,手握指揮官僚權力的政府首腦,亦由民眾選出,有同樣的理性基礎。追本溯源,兩途均能體現主權在民的基礎。(當然,民眾實際上能否掌控此兩頭脫韁惡獸又是另一回事。)而民眾向官僚和政客賦權,又是以憲法為根本,是為公權力的源頭;但公權力又受憲法約束,由獨立的司法監察。沒有憲法典章,就沒有公權力。

帝制政權下的官僚制度,其實亦有約干理性基礎。余先生引用艾森斯達(S.N. Eisenstadt)的觀察,指出:

「… 官僚制度的自主性表現在兩個主要方面。第一、官僚制度通常都建立並維持若干普遍性的法度,這些法度多少是照顧到人民的一般利益的。對於要破壞此種法度的外來壓力(如君主或特殊階級),官僚制度則盡可能的加以抗拒。第二、官僚制度中的分子(即官吏)往往把自己看作是國家或社會的公僕(即使「國家」是一王朝dynasty的形式,也不例外);他們並不認為自己只是統治者的私臣。…」
同上,頁62-63。

正如余先生在文章早段亦說:「官僚制度最初雖然也是在君主授權之下建立起來的,但它既產生之後,本身即成一客觀的存在,有它自己的發展和運行的軌道,不再完全隨君主的主觀願望而轉移了。」(同上,頁54。)可說官僚制度的權力來源有兩途,其一為「孳生」自君權(同上,頁52。),其二則因其為「治理帝國所必不可少的一套行政機器」而有客觀功能(同上,頁54。)。而後者,屬一種理性的基礎,亦所以官僚之尊崇典章制度,蓋因其權力正由此而來。

君權則截然不同:

「 但與官僚制度相對照,君權傳統則顯然缺乏同樣的理性基礎。君權的取得以至保持主要都仰賴於武力。所謂『馬上得天下』、『一條桿棒打下四百座軍州』,總之,君權是從槍桿子裡出來的。… 君權的保持當然也要靠武力,歷代的兵制就是最好的說明。保衛皇帝和首都的武力總是全國最精銳的軍隊… 無論是『重首輕足』或『強幹弱枝』,都可以說是『君尊臣卑』的原則在兵制上的具體表現。而唐、宋、明諸朝宦官監兵之制更說明皇帝對於維持君權的武力是絕不肯放鬆的。… 從制度史的觀點說,兩千年來君權問題是理性所不許施,議論所不敢到的領域。… 官僚制度可以包含若干理性的成分,而君權傳統中卻容不得理性的充分施展。… 所以在實際歷史過程中,除了用武力『取而代之』以外,沒有任何其他資格可以使人配做皇帝…」
同上,頁66-67。

君權,是沒有、亦不需要理性基礎的,一切唯力是尚,是故君主總要牢牢把握武力。(而憲法、典章、制度、以至官僚,於君主看來不過是綁手綁腳的束縛。)武力放諸整個帝國,當然是指軍隊--所以中共是絕不會容許「軍隊國家化」的,解放軍永遠只會是共產黨的私器,直至消亡為止。而放諸淪為中共附庸國的赤港,就是半軍事化的警隊了。沒有正當、理性的權力來源,唯有倚仗鎗炮、警棍、催淚彈和胡椒噴霧。而朝廷鷹犬深知自己為政權的支柱,當然益發囂張跋扈、不可一世。過去幾年,香港人應深有體會。

余先生亦指出,「君權左右的至少還有宗室、外戚和宦官三股勢力,宗室的分子最足以構成君權的威脅,所以首先遭到迫害」,「其次對君權有危害性的則是外戚。… 所以自唐以後君主對外戚的防範也很嚴密。」(同上,頁70-71。)傳統左派之於宣宗和醜王,正猶如宗室和外戚,當然就罕獲分派實缺。

蓋因「君權是獨占性最強烈的東西;除非萬不得已皇帝對於他使用不盡的權力絕不肯交給宰相,而寧可讓他的宮奴去分享。」(同上,頁70。)因為「在『君尊臣卑』的原則下,皇帝祇有用至卑至賤的宮奴為他辦事才絕對不致有君權外流,一去不返的危險。相反地,如果使用不盡的君權都轉化為相權,那麼『君尊臣卑』的原則豈不從權力基礎上發生動搖了嗎?」(同上,頁71。)

是故建華年間會發生「港大民調風波」,揭發其內官祥安竟敢向國子監祭酒施壓,便也不足為怪。振英年間,有家奴張氏指點江山,亦屬理所當然。蓋唯有此等卑賤之人,方不致對君統構成威脅。

循此路進,當會出現如下景象:

「… 李俊說中國相權發展的總趨勢是愈後愈輕,當然是不錯的。其實換一個角度看,這正表示傳統的君權是在不斷擴大的過程之中。宦官之禍則顯然隨君權的增漲而加深。至明太祖廢相,君主的絕對專制完全確立,宦官的勢力也就發展到了空前的高度。君權擴大在制度史上的涵義便是破壞官僚制度的自主性和客觀性,而相權從低落到消失則適成為這種發展的一個最清楚的指標。…」
同上,頁71。

文抄:〈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歷史與思想(新版)》,第27-28、32-34頁。

「 法家的反智論是和他們要樹立君主的領導權分不開的,用法家的名詞說,即所謂『尊君』。在君主的心中,知識分子(無論是在朝的還是在野的)最不可愛的性格之一便是他們對於國家的基本政策或政治路線往往不肯死心塌地接受;不但不肯接受,有時還要提出種種疑問和批評。…

  『尊君』論包括積極和消極兩方面的內容。在積極方面,君主必須把一切最高的權力掌握在自己的手上,不能容許有大權旁落、君弱臣強的情況發生。在消極方面,君主必須超乎一切批評之上,君主縱有過失,也要由臣下來承擔責任。所以在實踐中『尊君』必歸於『卑臣』。臣愈卑則君愈尊,而且非卑臣亦無以見君之尊。…」
余英時著,〈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歷史與思想(新版)》,臺北:聯經,2014年5月二版,頁27-28。

香港遭強奪十七年,再加上最近兩個多月的抗爭活動,如果認識到的事只是:「自己香港自己救」;雖有態度、有骨氣,但若然沒有落實執行的計劃,那頂多只能當一個氣慨非凡的悲劇英雄,而香港此際絕不需要如此人物,香港需要自救的方法;而計劃方法之先,就要瞭解敵人。

之所以選這個段落,是其中形容的思想跟現今中共、港共陣營的人何其相似!(甚至一模一樣!)該文刊於一九七五年,據余先生自述是「完全針對著大陸的『文革』而發」,並謂想揭示「造成『文革』的政治勢力雖然在意識型態和組織方式上取法於現代西方的極權系統,但是在實際政治操作上則繼承了許多傳統君權的負面作風,而集中表現在對於知識人的敵視和迫害以及對理性與知識的輕鄙上面。」(〈新版序〉,同上,頁i-ii。)

對,此文原本就是針對中共而寫,而於吾人而言最重要者,是中共的思維根本毫無改變!舉凡「一國大於兩制」、「香港沒有剩餘權力」… 以至「行政主導」,其實走不出幾千年來的法家君權思想。

明乎此,則可把握敵人的本質。

黃仁宇先生曾指,中國已「走向可以在數目字上管理之途」,又謂中共未來的改革方向,是「需要上下之間的法制性的聯繫」。(黃仁宇著,〈第二十章:現代中國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中國大歷史》,臺北:聯經,1993年10月初版(2012年9月第五十七刷),頁323-359。)然則,如未能建立此「法制性的聯繫」,中國仍不是一個現代化的國家。而香港人在這十七年(或三十年)應當瞭解,在看待事物的觀念上,中國仍是一個帝制國家,而中共則不過是皇權集團。

「 本朝的制度,應當說是不能聽任這種黨爭發展的。我們的司法制度極為簡單,缺乏判決爭端的根據。即使是技術上的問題送交御前請求決定,也要翻譯成為道德問題,以至善或極惡的名義作出斷語。在這種具體情況下,只有使全部文官按照『四書』的教導,以忠厚之道待人接物,約束自己的私心,尊重別人的利益,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朝廷才能上下一心,和衷共濟。…」
黃仁宇著,《萬曆十五年》,臺北:食貨,1994年1月增訂二版(2012年1月第六十二刷),頁100。

這一段描述晚明的文字,讀起來不是跟現時的中共相去無幾嗎?一切法理、人權的問題,在中共眼中(或口中如此宣稱)就變成了是否「愛國」、是否「媚外崇洋」;而其內部的官員,當權的總是「清廉正直」,而失勢的就「荒淫貪腐」;… 戴耀廷的計劃,從一開始就錯了,大錯特錯--錯在假設中國是一個現代國家!

而中共的帝制性格,透過其代理人之手,亦會漫延至遭其侵佔的香港。

「…漢初儒學的法家化,其最具特色的表現乃在於君臣觀念的根本改變。漢儒拋棄了孟子的『君輕』論、荀子的『從道不從君』論,而代之以法家的『尊君卑臣』論。

  漢代第一個在政治上得意的儒生是高祖時代的叔孫通。…他為漢廷所訂的朝儀其實即是秦廷那一套『尊君卑臣』的禮節。難怪在施行了之後劉邦要說:『吾迺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南宋時朱熹便看穿了叔孫通的把戲。朱子說:

 叔孫通為綿蕝之儀,其效至於群臣震恐,無敢失禮者。比之三代燕享,君臣氣象,便大不同。蓋只是秦人尊君卑臣之法。(《朱子語類》卷一三五)

叔孫通的『尊君卑臣』手段尚不止此。後來漢惠帝繼位,在長安的未央宮和長樂宮之間造一條路,已經動工了,叔孫通向惠帝指出這條路設計得不妥,會影響到高祖的廟。惠帝倒肯接受批評,立刻就要毀掉已造成的路段。但是叔孫通卻又不贊成,他說:

 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今壞此,則示有過舉。

這就是說,皇帝是永遠不會犯錯誤的。即使真是錯了,也不應公開的糾正,使人民知道皇帝也有過錯。…」
余英時著,〈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歷史與思想(新版)》,臺北:聯經,2014年5月二版,頁32-33。

「人主無過舉」,十七年來的港共政權簡直奉為金科玉律,不容任何異議,當然亦永不認錯、永不道歉。等而下之的酷吏頭子,如曾偉雄之流,當然就能說出「天方夜譚」論,其麾下的鷹犬走卒當然亦自覺「大晒」了。一切皆源於「君尊臣卑」的思想,而一眾蟻民在權貴眼中更無絲毫地位可言。之所以任何異議者均遭斥為刁民,而膽敢提出民主(權在人民)者,簡直就是暴民了。

(而港共的思想源頭,當然是中共。)

「人主無過舉」之外,此思想尚有其他表徵。余先生如是說:

「 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封侯拜相』的儒生是漢武帝時代的公孫弘。《史記‧平津侯列傳》說:

 丞相公孫弘者,齊菑川國薛縣人也。字季。少時為薛獄吏……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弘為人恢奇多聞,常稱以為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令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於是天子察其行敦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而又緣飾以儒術,上大說之。二歲中,至左內史。弘奏事,有不可,不庭辯之。嘗與主爵都尉汲黯請閒,汲黯先發之,弘推其後,天子常說,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倍其約以順上旨。

公孫弘真可說是中國政治傳統中『兩面派』的開山大師。他的『人主廣大,人臣儉節』的主張把『尊君卑臣』的原則更進一步地推廣到君與臣的生活方式之中;他不肯『面折庭爭』便是要閹割先秦儒家的『諫諍』傳統。總而言之,在任何情形之下他都不願意損害君主的尊嚴。」
同上,頁33-34。

梁振英訓斥香港人「未富先驕」,真可謂「鬼拍後尾枕」,其心聲是北方天龍人「病不廣大」,而香港既已淪為亡港奴,就應該知所分寸,「病不儉節」。而更不能忍受者,是蟻民非議政事,如此說話這多年來香港人耳熟能詳。甚至從蟻民中選拔的若干爪牙,若竟敢「面折庭爭」,當然亦難逃遭貶黜之禍。近例如田大少就說過:「今屆政府認為公開批評無建設性,他笑言自己被開除政協一職便是最好例子。」(〈田北俊:政府認為公開批評無建設性〉,《852郵報》,2014年12月12日。http://www.post852.com/%E7%94%B0%E5%8C%97%E4%BF%8A%EF%BC%9A%E6%94%BF%E5%BA%9C%E8%AA%8D%E7%82%BA%E5%85%AC%E9%96%8B%E6%89%B9%E8%A9%95%E7%84%A1%E5%BB%BA%E8%A8%AD%E6%80%A7/

無論換上何等外衣,言詞如何先進,科技如何發達,內裡的思想幾千年未改分毫。外媒,就是看得比較客觀,直言雜種是Emperor Xi,完全把握到其本質。香港人的當前要務,是認清這事實:「我們正對抗一個帝制國家。」中共雖無皇帝之名,但實質已經復辟了。革命,竟是仍未成功。

(余英時先生這篇文章尚有續篇,亦頗能對照時局,下回續。)

文抄:《忽必烈的挑戰》,第6-7、10-13頁。

「至今為止,有關蒙古及其支配的所有歷史,都遭受種種的非難與惡罵。暴力、破壞、殺戮、壓制、搾取、強奪、強制、無知、蒙昧、粗野、野蠻、粗暴、狠辣、奸佞、邪惡、無恥、放縱、不寬容與非文明等等。其中許多中傷都有著明顯的意圖。
……
 但是一般而言,將蒙古當作壞蛋形象來處理最為普及深入的是中國史。…
……
 其相關內容如下--蒙古時代的中國,身為支配者的蒙古蒙昧無知,不能理解高度的中國文化。因此,一直以來支持中國文化的傳統文人與知識份子就陷入懷才不遇的處境。」
杉山正明著,周俊宇譯,《忽必烈的挑戰--蒙古與世界史的大轉向》(クビライの挑戦 モングルによる世界史の大転回),新北市:廣場出版,2012年,第6-7頁。(下文引用從略。)

這麼一說,初中上中史科時,對蒙古的描述的確就是這樣。看《射鵰英雄傳》,也加深了這樣的印象。(《天龍八部》又渲染時代更早的契丹為落後外族之見。)最近有港共提出重設中史科,想必是打算再次教授這種偏頗不實的「歷史」。

不過,現今的年輕人如此「眉精眼企」,又豈是容易受愚弄?此政策就算落實,也只是枉作小人,甚至是自掘墳墓--比如,我相信教夏商周時,一定有學生懷疑:「現今中共大了不止一圈的版圖,究竟從來而來?」而答案亦不難想知,大多是歷代侵略而得,再經長年多番「轉手」而來,並非甚麼「自古以來的固有領土」。

扯得遠了,再繼續記一些有意思的段落。

上引為第一章內容。第二章起首,即以法國漢學家謝和耐(Jacques Gernet)「描寫落入蒙古軍手中前夕南宋首都杭州繁榮景況的《蒙古入侵前夕的中國日常生活》(Daily Life in China on the Eve of the Mongol Invasion, 1250-1276)」(第10頁)的序文作引。

謝氏指蒙古征服中國,令中國精神幻滅、令當時最先進的文明之國遭受深刻打擊、令中國歷史受到重大挫折。

杉山氏簡單有力地駁斥此見。

「謝和耐這本出版於一九五九年的著作,以在中國史甚至世界史上皆是一座高度精煉的文化城市--杭州為題材,將當時彼方中國民眾日常生活的細微之處精采且栩栩如生地再現了。…

 然而,只要遍讀該書,就會留意到幾個奇特之處。那就是在談論南宋時代繁榮杭州的史料方面,除了中國文獻外,還使用了馬可.孛羅(Marco Polo)鄂多立克(Odorico)伊本.巴圖塔(Ibn Battuta)等人的遊記。」
(第11頁)

先停一下。作者已經提示了線索,讀者可想一想,問一問自己:謝氏論述的矛盾處何在?

「特別是馬可.孛羅的敘述,由於其直率有價值,總是被當作最後王牌般地使用。…

…引文處處可見。每次讀到這種文章脈絡,都很難不讓人感到某種無法言喻的奇異之感。誰都知道,馬可.孛羅所來到的是蒙古統治下的東方。他所目睹並留下印象的杭州,也是蒙古統治下的杭州,不可能會是南宋時代的杭州。」(!)(第11-12頁)

「問題在於一般認為馬可.孛羅停留在東方的一二七六年到九二年為止的這段期間,杭州市街與南宋時代『沒有太大變化』的這一點上。

 若是單純來想,蒙古統治下的杭州必須一直和極盡繁華極致的南宋時代『沒有太大變化』才行。也就是說,這種形容會導出蒙古幾乎沒有造成打擊的結論。如果說杭州因蒙古而失去了繁榮,那麼要引用馬可.孛羅的敘述來討論南宋時代的繁華,很明顯地就是自我矛盾。更何況,要引用較馬可.孛羅更晚的伊本.巴圖塔在蒙古軍進駐杭州已經半世紀以後的記敘就更不可能了。

 即使在蒙古到來以後,杭州也一如往昔地持續著繁榮。這是極為簡單的事實。愈是要引用馬可.孛羅等蒙古時代文獻來談杭州的繁榮,就愈是反證所謂『蒙古的打擊』這個一般想法不過是一種虛構。」(第13頁)

看吧!那矛盾處其實甚為明顯,也著實無從辯駁。過往,中史書上蒙古被刻板地描畫成十惡不赦的壞人,只是惡劣不實的誣蔑。也不是說蒙古就這樣忽然一面倒的變成「好人」。實際上,黑白分明地想像世上只分「好人」、「壞人」,本身就反智非常。

上面那幾段,沒有引用罕見難覓的文獻或資料,幾乎都是中史書中本身就有的東西,以往教科書中可能都有,只要細讀、將碎片連繫起來,其實不難發現當中的矛盾。新一代的人,仍會受此蒙蔽嗎?

再說,其實中文科本身亦有其他線索--教中文,難道不教元曲雜劇嗎?

若然民不聊生、終日受壓榨,何來看戲的閒情?戲曲得以發展,其實就證明當時社會昇平,經濟良好,庶民生活穩定,方有餘資養活劇作家和戲子。

以往香港中學教授的傳統中華斷代史觀,充斥各種不合理、矛盾之處,現今資訊發達、網上評論亦多,絕對經不現新一代學子的質疑,只會令「中華」、「中華民族」、「大一統」等概念更快被唾棄。那倒不是壞事,我很贊同。以前讀中史時已發覺,思想發展最多樣、最蓬勃的時代,不正是周室衰弱、列國並立之時嗎?這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大好事。

不過,港共如果仍未完全失智,想清楚後就不會再推中史科了。哈。

(文抄系列,本來就是罐頭稿。不過以前儲起的罐頭,早用完了,也未有生產新品。本週實在想不到題材,唯有現製現賣,是新鮮出爐,未入罐的罐頭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