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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聯、本土思潮與科學革命--思想史上的轉捩點

退聯一事最初被看淡,只惹來陣陣嘲諷。到港大評議會通過舉行退聯公投,傳統泛民陣營旋即猛烈炮火轟擊。期間,破口大罵退聯者「垃撚圾」者有之(且當事人為前學聯秘書長、兼泛民周邊組織民陣現任召集人),斥責退聯中人為「熱狗」者有之;乃至港大退聯成功,陰謀論謂大陸學生被中聯辦策動投票退聯有之。

退聯潮一發不可收拾,到城大第五度交鋒,暫時開出「閒莊閒閒閒」的路數,學聯崩解實已成定局。而在最近城大一役,退聯大比數通過,「大陸學生撐退聯」說的可信度大減,但傳統泛民多仍堅持退聯「中共最高興」,又認為學生遭中共利用而不自知。【1】

姑勿論中共是否高興,也不論批評公投結果是否輸打贏要,蓋因此等討論實在毫無意義、完全無助於解釋現象。其實,大多數投票學生選擇退聯,這現象所揭示的思想轉變才值得思考。

陳雲謂退聯是「政治清算」【2】,當然是一貫誇張失實,而且攙雜了他個人的「境外政治勢力陰謀論」,實在可以當笑話看待;但類近的說法,認為退聯是要學聯為「雨傘運動」失敗負責,在退聯潮開始時確曾興起過一陣子,尤其是周永康接受有線電視《新聞刺針》訪問時一句:「俾一啲期望升級為主嘅人見到,呢種行動未如理想。」【3】更可謂退聯導火線。

不過,觀察退聯期間各退聯組【4】的文宣,則會發覺此非宣傳重點。

首間推動退聯的港大,在退聯活動初期一篇文章,可概括退聯方的宣傳綱領,摘錄相關處如下:

「學聯雖屢屢部署不當,但人皆有錯,此並非我們倡議港大退聯主因。究其根本,在於學聯的路線及體制缺憾,難以內部改革根治。學聯以『建設民主中國』為綱,執迷大中華主義,限於單一政治理念。隨著本土意識日漲,此等綱領甚具爭議,卻已在學聯內部根深蒂固,難有改變。

再者,學聯選舉體制長期封閉。秘書處往往由『老鬼』擔任的代表會成員提名,再由各校常委選出。故此,左翼與大中華思想容易代代相傳。與各校常委不相熟的普通學生根本無機會問政。

秘書處既由常委選出,順理成章只向常委及各校代表團問責,無憲制責任回應大專同學不滿。秘書處與常委實際上互為一體、兩權合作;同樣有份選出秘書處的各校代表團與前者疏遠,權力甚高的代表會則甚少召開,淪為橡皮圖章。

學聯充斥路線、體制及作風等流弊,若從內部改革,須各大院校學生會幹事及代表團同心協力、長久經營,實在談何容易。以往,港大人協助學聯改革精進,但事倍功半。反之,雨傘革命中,已見港大學生會體制完備,典章有序。唯有退出學聯,港大學生會方能獨立自主,忠實反映同學意見。」【5】

在各退聯組專頁爬文,可見此間列出的數項重點,均成為其後退聯數役的宣傳主軸,其中「老鬼」、積弊問題尤為突出。同期,輔仁又刊出一系列有關學聯的技術文【6】,亦成為各退聯組的彈藥。然而,技術文終歸複雜,本就不適合作宣傳用途,最鮮明突出的宣傳材料,反而是保聯方責罵退聯方的言論。

保聯方每次都是火上加油,不但未能遏止退聯,反為突出退聯方的悲情;其他泛民宣傳機器亦甚失敗,就算收起惡形惡相,亦只懂得說「然後呢?」論、「中共最高興」論、「傳承學運」論,結果是「阿崩叫狗」,淪為反宣傳。及後,保聯方不知有心或無意的「失誤」又再成為把柄,城大一役的「黑底黑字海報」更被譽為浸大退聯之助力。

不過,光是保聯方的黑材料仍嫌不足,退聯方依然需要有一套說法以吸引學生會員。城大一役後期,城大退聯組一篇文章最為顯白:

「【向保守學聯開刀,擺脫泛民之擺佈】

學聯本來就是泛民的一部份,退聯正是要向保守開刀,斬斷學生組織與泛民的千絲萬縷,令同學有真正的自主權,使日後的學運抗爭不受泛民擺佈。讓泛民的歸泛民,學生的歸學生。

學聯為支聯會和民陣成員;多名前學聯秘書長卸任後,更在各個泛民政黨與聯盟擔任要職,可見從學聯到泛民,根本是一條職業階梯。

十月初學聯本來鼓吹圍堵政府,然而卻遭佔中朱耀明喝停,由此可見泛民對學聯的影響力。誠然學聯有份『重奪公民廣場』,但其後卻無以為繼,究其原因,在於其體制弊病和與泛民千絲萬縷的關係。我們不能因學聯過去有功,而漠視其體制不民主,挪用會費供養非學生團體,強制同學入會等種種流弊。

退聯之後如何?之後學運就不受泛民和老鬼擺佈了。退聯,就是為學界爭自由自主。」【7】

選票本身,只有分贊成、反對、棄權或廢票,無論如何是看不出背後理念的。除了做exit poll,就只能根據其他蛛絲馬跡推敲。如果我們假設贊成退聯的人正是接受「擺脫泛民和老鬼」的說法,那「泛民和老鬼」之「阿崩叫狗」就完全解得通了。

退聯方最深惡痛絕的就是學聯和泛民糾纏不清、最看不過眼的就是學聯老鬼干政,「泛民和老鬼」出聲保聯,不就更證實學聯和泛民難捨難離嗎?怎不淪為反宣傳?可笑是局中人仍未知反省,不知道自己已成為包袱、已成為負資產。你越是宣稱學聯可保學運、民運傳承,就越是背離新一代的大學生,因為他們正是要跟此傳承割蓆!

再回看退聯之初,導火線除了雨傘運動失敗、周永康失言,學聯尚有另一項在雨傘運動期間的活動成為罪狀--「爭取子女居港權家長協會及居留權大學發起行動,香港專上學生聯會代表與居權子女及家長一同遊行至政府總部,要求政府回應超齡子女來港團聚政策。」【8】加之學聯又是標誌「大中華思想」的支聯會成員;協助中國來港新移民最力的香港社區組織協會代表人物之一--蔡耀昌又是前學聯幹事兼泛民成員。此中種種瓜葛,令學聯站到「本土」的對立面。

退聯,與其說是對學聯本身的不滿(當然,對學聯本身的不滿也是有的),倒不如說是對整個泛民體制、系統的不滿、不信任。泛民本身是學生撼不動的大山,但起碼能跟與泛民同夥的學聯切斷關係。學聯跟泛民的關係千絲萬縷,卒也因此成為陪葬品。

再考察上文引述的退聯宣傳用語,不滿的內容又包括「大中華」和「左翼」思想,又特別提倡「本土」。顯然,退聯潮跟主張摒棄傳統泛民的本土思潮實在密不可分。

【Check Point】

以上段落導出一項假設:「本土思潮下的年輕人,希望跟傳統泛民、左翼脫離關係,不希望再被代表。」

理論,總是有假設、推理、結論幾部份。一般最實在、最有力的驗證方式,當然是測試其結論,但有時結論未必即時可見,則可以檢視其推理部份的內在邏輯,也可以檢視其假設是否符合現實。但假設又何從驗證呢?說來好笑,余以為最佳方法莫過於利用同一項假設,試試推論有否其他影響,並觀察此等影響是否出現。

在此且作一附帶推論:基於上述假設,泛民及其周邊組織(如民陣、支聯會等)對年輕人的號召力必然大減,或可見於彼等的活動出席人數(或年輕人出席比例)降低。

說本土,很難不提陳雲。無論你認為他是真瘋假傻,是共諜或港雄,是軍師或鍵盤戰士,他率先持續數年談本土,甚至出幾本書寫他的「城邦論」,毫無疑問是開拓了香港政治思想、論述的一片新天。【9】陳雲的城邦論固然是建基於本土,但其主張其實復有「大中華」思想,只不過認為香港應確立城邦身份,並主導「大中華」之復興,建立港澳台中四地的「中華邦聯」。

而繼陳雲而後出的本土思想,其實更注重「港中區隔」,對「大中華」沒有興趣。(明證之一,是陳雲和香港自治運動之決裂。)甚至對「港獨」亦不再避諱,問題只是是否可行、如何實行,而不再是思想、言論之禁區。且引港大退聯組成員、兼《學苑》前副總編輯王俊杰的看法為例:

「… 所謂本土精神,不論形式是香港獨立、城邦自治,抑或是退一步的純粹奪回單程證審批權,要旨就是港中區隔。

殖民換血 一髮之間

  香港現時之激進本土意識是被中共迫出來的,嬰兒潮之後出生的兩代對中國人這個身份沒有概念。他們重視的是香港的優良文化及制度,不願其被一個殖民者掠奪侵蝕。他們明白要爭取自由民主,就必須守衛香港的自主,與殖民者抗衡。

  俗稱『左膠』的離地左翼社運人士,他們受平等、反歧視、支持弱勢等意識形態所牢結支配,罔顧現實政治環境,漠視社會承載能力而處處偏袒新移民。 …

… 在大中華主義壟斷下,本土政治未成氣候。反水貨、反雙非、床位荒、奶粉荒等事件當中,各傳統泛民政黨不是反應緩慢就是失去蹤影,真正關心香港命運的大多都是年輕一代。

守護本土 命運自決

  根據港大民調進行的市民身(份)認同調查,近年脫北意識急促增長,愈來愈多市民覺得自己是香港人,而非中國人。網絡趨勢更顯示,年青人對港獨的呼聲愈來愈高,大中華主義民主派人士、港共甚至中央政府,大可蔑視這股新思潮,當新一代年青人是離經叛道發白日夢。中方喉舌更將本土主義與分離主義劃上等號,將本土運動扣以港獨帽子。

… 若果我們相信香港應是一個有別於大陸、有言論自由之地,那我們自然應該有主張及鼓吹港獨的自由。 …」【10】(括弧內為原文缺字)

是否贊成或鼓吹港獨,該文仍不敢說得太清楚,猶抱琵琶半遮面,言辭拘謹,前後亦不貫徹,但總算在這片言論禁區打出了一個缺口,而其背後正是網上或年輕人間彌漫已久的一股思潮。如此大段引述,蓋因這段文字頗能反映這股思潮的若干重點。

其一,是對「中國」的看法。中國,再不是甚麼「祖國」,而是「殖民者」,說白一點根本就是敵人、是敵國。而中國來港的新移民,當然就不是甚麼「同胞」,而是敵國派來香港殖民的先鋒部隊。

其二,是對「香港」的看法。認為香港的「文化及制度」不同於中國、優於中國,希望「港中區隔」。注重「香港人」的身份,不稀罕、甚至唾棄「中國人」的身份。

其三,是對傳統泛民、社運的看法。在港中衝突、矛盾之中,泛民和「左膠」受大中華及/或左翼的意底牢結(Ideology)支配,未能恰當回應香港人現時面對的困難和壓迫,處處袒護中共的殖民部隊(新移民),而未有維護香港人的利益。

以上三項,可謂「本土思潮」的根本,是這套思想體系的起點。既有原則理念的部份,亦有回應現實困境的部份。以若干實例跟目前泛民的思想體系稍作比較,更能見兩者之分別處。

比如說,「愛國愛港」。

中共謂香港特首(甚至香港政客、香港人)要「愛國愛港」。泛民是怎樣回應的?頂多是說:「『愛國愛港』不能成為篩選特首候選人的標準。」、「《基本法》沒有規定香港人愛國。」云云。有沒有人會、或夠膽說:「我愛港不愛國!」、「特首/香港人不需要愛國!」?沒有。頂多曖昧地說:「我愛國不愛黨。」

再延伸下去,泛民要「建設民主中國」,年輕人倒是擔心「民主」中國憤青會踏平香港;左膠要「新移民家庭來港團聚」,年輕人反問「為何不北上返回中國團聚」;泛民支持大一統、反對港獨台獨藏獨疆獨,年輕人支持命運自決;泛民熱心保釣,年輕人認為尖閣諸島不是香港人的事;…

理念和原則的分歧,是重大、深刻、不能調和的;但此等形而上的紛爭,其實部份亦源於現實的困境。眼見面對港中矛盾,由八十年代起一直代表民主港人的泛民完全無從應對,足證泛民所依賴的政治理念未能對應時局,而年輕人檢視泛民理念的基礎,民主、自由、人權等普世價值似乎並無不妥,故得出「中國情結」是理論失靈的根源,這就是「本土」得以萌芽的背景。

【Check Point】

同上,此處也作一附帶推論:基於年輕人對「中國元素」之厭惡,陳雲的城邦論最終必會揚棄「中華邦聯」的部份,否則會趨於式微,由其他本土思想取而代之。與此同時,年輕人對台灣的好感/認同感會不降反升,而且偏綠,蓋因年輕人已不認為台灣和中國有任何同質之處,且港台同有被惡鄰中國欺凌的同病相憐、同仇敵愾之感,港台兩地年輕人會越走越近,而且會大力鞭撻任何統一企圖。

政治,是用來解決現實問題的。

基於某些政治理念,面對日復一日的各種問題,提出一個又一個解決的方法,這就是從政者的日常。該等政治理念,當然不是隨便會改變,也不應輕易改變的,在常態的政治環境底下,是一些不會遭受質疑的大前題,其實可稱為意底牢結之一種;但如借用孔恩(Thomas Kuhn)所述的科學史/科學哲學概念,其實又不妨稱之為「典範(Paradigm)」【11】

余英時先生有一篇文章以孔恩的理論談紅學發展,亦啟發在下本文以此應用於香港政治,現再借用其中簡述孔恩理論的若干段落:

「… 科學的成長並不必然是直線積累的,相反地,它大體上是循著傳統與突破的方式在進行著。 … 所謂『傳統』是指一門科學的研究工作,在常態情形下,具有共同遵守的基本假定、價值系統,以及解決問題的程序。而所謂『突破』,則指著一種科學傳統積之既久,內部發生困難,尤其是對於新的事實無法作適當的處理。當這種困難達到了一定的程度時,這一門科學的傳統便不可避免地要發生基本性的變化,換言之,即『科學革命』。科學革命一方面突破了舊傳統,另一方面又導向新傳統的建立,使研究工作進入一個全新的階段。

  根據孔恩的理論,一切科學革命都必然要基本上牽涉到所謂『典範』的改變。那麼,『典範』(paradigm)究竟是什麼意思?孔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中對『典範』這個中心觀念有極詳細而複雜的討論。但簡單地說,『典範』可以有廣狹二義:廣義的『典範』指一門科學研究中的全套信仰、價值和技術(entire constellation of beliefs, values, and techniques),因此又可稱為『學科的型範』(disciplinary matrix)。狹義的『典範』則指一門科學在常態情形下所共同遵奉的楷模(examplars or shared examples)。這個狹義的『典範』也是『學科的型範』中的一個組成部分,但卻是最重要、最中心的部分。

  孔恩的研究充分顯示一切『常態科學』(normal science)都是在一定的『典範』的指引下發展的。 … 『典範』不但指示科學家以解決疑難的具體方式,並且在很大的程度上提供科學家以選擇問題的標準。從科學史上看,可以說一切科學研究的傳統都是由於『典範』的出現而形成的。科學研究的傳統既經形成之後,大多數科學家都在一特定的『典範』的籠罩之下從事『解決難題』(puzzle-solving)的常態工作。他們的志趣絕不在基本性的新發現,並且對於叛離『典範』的異端往往採取一種抗拒的態度。 …

  但是科學史上的『典範』並不能永遠維持其『典範』的地位。新的科學事實之不斷出現必有一天會使一個特定『典範』下解決難題的方法失靈,而終致發生『技術上的崩潰』(technical breakdown)。這就是前面所提到的『危機』一詞的確切涵義。 … 『技術上的崩潰』是一切科學危機的核心。危機導向革命;新的『典範』這時就要應運而生,代替舊的『典範』而成為下一階段科學研究的楷模了。當然,新舊『典範』的交替,其間並沒有一道清楚的界限。有時候,早在舊『典範』如日中天之際,新『典範』即已萌芽,不過當時不受注意罷了。另一方面,新『典範』當令之後,舊『典範』也並不必然完全失去其效用。 …」【12】

由八十年代開始,香港的壓力團體、論政學社、政黨相繼出現,而其論述、「解決難題」的手法、抗爭的模式,立下了香港政壇的「典範」(或起碼是泛民陣營的「典範」),並一直主導香港的民運、社運,直到近年方發生顯著變化。

一如上文所述,在「港中對立」的新事實出現後,此典範下解決難題的方法已然失靈,其實正代表泛民模式的「舊典範」已出現了「危機」,亦即「技術上的崩潰」。近年冒起多個政團、多種論述,正是從各個方面突破「舊典範」,希望取而代之。我們近年所目睹的現象,或許正是一場「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亦即政治論述上的一場「科學革命」。【13】

科學革命,當然不是一蹴即就的,中間需要經歷一段轉變的時期,但這個轉變的過程絕非一步一腳印的積累,而是跳躍、突破的發展,新觀念競相冒頭,整個學科要經歷一段混亂,先破後立:

“The transition from a paradigm in crisis to a new one from which a new tradition of normal science can emerge is far from a cumulative process, one achieved by an articulation or extension of the old paradigm. Rather it is a reconstruction of the field from new fundamentals, a reconstruction that changes some of the field’s most elementary theoretical generalizations as well as many of its paradigm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 When the transition is complete, the profession will have changed its view of the field, its methods, and its goals. …" 【14】

斥責新興政團、新興政論破壞現有的模式、機制者,其實沒有說錯,唯一盲點是未有意識到這可能是一種「創造性破壞」,一如數碼相機之出現,即影即有相機當然會衰落。(即影即有相機發現自己有另外的吸引力,從而發掘到新的小眾市場,這是後話了。)

經過「典範轉移」,繼續從事者將不會是「舊泛民」的延伸或改版,而是浴火重生、找到新理論基礎的「新泛民」,其世界觀、手法、目標都會有所改變。在現時這個百家爭鳴、千頭萬緒的階段,估量「新泛民」的世界觀實在言之尚早,但觀乎「本土思潮」的勢頭,「本土」成為「新泛民」理論支柱之一,應是毫無疑問。

在「本土」這一方面,將來的分歧可能只是「港中區隔」的程度--是直接跳到「一中一港」,還是「一個中國,各自表述」,還是「一國兩制,完全自治」無限延續,還是「中華邦聯/聯邦」… 此中的可能性極多極廣,可能最終「新泛民」之間根本不會形成共識,反成為各自追求不同目標的標誌特徵。

與此同時,「舊泛民」又何去何從呢?--

“… note briefly how the emergence of a paradigm affects the structure of the group that practices the field. When, in the development of a natural science, an individual or group first produces a synthesis able to attract most of the next generation’s practitioners, the older schools gradually disappear. In part their disappearance is caused by their members’ conversion to the new paradigm. But there are always some men who cling to one or another of the older views, and they are simply read out of the profession, which thereafter ignores their work. The new paradigm implies a new and more rigid definition of the field. Those unwilling or unable to accommodate their work to it must proceed in isolation or attach themselves to some other group. …" 【15】

原本追隨「舊典範」者,可選擇信服「新典範」,從此改變觀點;若堅持「舊典範」,就終會被「新典範」中人棄之不顧,或歸於消亡,或遺世獨立,或歸於另一陣營。這幾種動向趨勢,現時都能見到苗頭:有「舊泛民」開始轉向「本土」,有的被視為建制… 詳情應該不用細表。

不過,「危機」是否一定會導致「科學革命」?其實又不然,據孔恩的說法,其實有三個可能:

“… All crisis begin with the blurring of a paradigm and the consequent loosening of the rules for normal research. In this respect research during crisis very much resembles research during the pre-paradigm period, except that in the former the locus of difference is both smaller and more clearly defined. And all crisis close in one of three ways. Sometimes normal science ultimately proves able to handle the crisis-provoking problem despite the despair of those who have seen it as the end of an existing paradigm. On other occasions the problem resist even apparently radical new approaches. Then scientists may conclude that no solution will be forthcoming in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ir field. The problem is labelled and set aside for a future generation with more developed tools. Or, finally, the case that will most concern us here, a crisis may end with the emergence of a new candidate for paradigm and with the ensuing battle over its acceptance. …" 【16】

這三個情況,相信已窮盡了所有可能吧。

第一個可能,「舊典範」最終能提出方法解決當前「技術上的崩潰」,捱過一次「危機」,避過一場「科學革命」,不少傳統泛民可能仍相信有此可能,但在下認為不切實際--不要說挽狂瀾於既倒,傳統泛民根本就沒有提出過任何方法解決「港中衝突」,又怎麼可能扶大廈之將傾?甚至,可能尚未意識到已出現「技術上的崩潰」!

「舊典範」的死期早就過了,只不過他們還未聽到拳四郎那一句:「你已經死了。

第二個可能,其實亦即第一、第三個可能,只不過是當前無論如何提不出方法解決「危機」,唯有將其束之高閣,以待後來者再努力,結果會是「舊典範」能捱過,還是「新典範」繼位,懸而未決,離枱封局,不日再戰。

期待「科學革命」者,最應努力避免出現第二個可能。「危機」一旦束之高閣,隨時是無了期的等待,科學上多年未解的難題在所多有,政治上解決不了的難題亦多是「無眼屎乾淨盲」,難得爆出了「危機」,起碼要能提出「新解答」的雛型--不需要一舉解決難題,這是不可能的;「新典範」不是要一舉解決問題,只是要指示、開創出新答案的方向和可能,這才有後來者努力的空間:

“… Paradigms gain their status because they are more successful than their competitors has come to recognize as acute. To be more successful is not, however, to be either completely successful with a single problem or notably successful with any large number. The success of a paradigm … is at the start largely a promise of success discoverable in selected and still incomplete examples. Normal science consists in the actualization of that promise…"【17】

開創的階段,不需要完美主義者,不需要寫出將來每個步驟的實務指引,需要的是想像力。如何落實,是後來者才需要擔心的事情,盡情發想,不要被現實的限制嚇怕。可以領導群雄的「新典範」會從何處出現呢?不知道,但幾乎肯定不會源自現在場上的任何一人:

“… Let us here note only one thing about it. Almost always the men who achieve these fundamental inventions of a new paradigm have been either very young or very new to the field whose paradigm they change. And perhaps that point need not have been made explicit, for obviously these are the men who, being little committed by prior practice to the traditional rules of normal science, are particular likely to see that those rules no longer define a playable game and to conceive another set that can replace them."【18】

未受傳統污染的活水,方有可能突破傳統。

「新典範」要打破傳統的哪些部份,又要建立何等模樣的方法呢?正如上述,「本土」、「港中區隔」很可能是「新典範」的基礎之一,而其困難則是未知要推到多遠,也未能給予追隨者「可以解決問題/可以實現」的希望。竊以為,不妨從「舊典範」的思想禁區中尋線索。

要怎樣才能畫出內角總和不是一百八十度的三角形?在平面上當然是不可能的,那到曲面上去畫不就可以了嘛!【19】

「大中華」思想,不但窒礙了傳統民運社運對「港中關係」的想像,也縮窄了抗爭手法的選擇。比如,「勾結外國勢力」這頂帽子,香港政壇人物都怕得不得了,一扣下來,全都趕忙否認… 其實,又怕甚麼呢?為甚麼要任由對手限制你的行動?中共當初若不「勾結蘇聯/共產國際勢力」,又是如何滋長的呢?比對手弱,拉攏盟友是自然不過的事情,大雄也要靠叮噹才能抵抗技安吧!

每個禁區,其實都可能隱藏了一個發展空間。

【Check Point】

套用孔恩的理論於現況,稍為估計一下將來的演變,也提一點建言,似乎已經足夠,再說只是蛇足;但寫著忽然想到一點,反正無處安置,不如先寫下來,也順道跟上文兩部份呼應。

如前述,這「科學革命」是思想的大變動,新舊局內人的世界觀將是完全不同;但科學的世界觀,終究是學院內的事情而已,無論你相信空間是平的或時空是曲的,跟日常的生活、處事等方面其實毫無影響;但政治的世界觀則不同,跟生活、處事、個人的身份都密不可分,如果這世界觀有任何變動,一定會在其他方面都透露端倪。

若然「新典範」慢慢成形,其追隨者亦有上文所述的特徵,則可推斷他們必然會著手建構「香港民族」的身份,刻意區分香港和中國之別,以為「本土」之基礎。

其表徵,甚至可以細微至一些生活習慣或公共場合的禮儀,不論是有意或無心,其效果均會是方便劃出「香港 vs 中國」、「新典範 vs 舊典範」間的「我者 vs 他者」之界線;其大者,可以是撰寫從香港觀點出發的歷史,尤其可能著眼於香港和日本、東南亞等周邊國家的歷史瓜葛,以重新建立香港的亞洲國際身份【20】;另,又會開始放眼移民世界各地的「港僑」,以直接間接支援香港本土;其寬廣者,可以影響創作,相信最先能見到影響的會是一些獨立電影、小說。

退聯本身,實質影響其實不大,但卻可能是香港人思想轉變的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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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香港網絡大典,〈2015年香港大專退出學聯風潮〉。 http://evchk.wikia.com/wiki/2015%E5%B9%B4%E9%A6%99%E6%B8%AF%E5%A4%A7%E5%B0%88%E9%80%80%E5%87%BA%E5%AD%B8%E8%81%AF%E9%A2%A8%E6%BD%AE 文中提及退聯潮期間發生的事端,大多可在此頁找到,下文不再特別引用或註明。

【2】 陳雲,Facebook專頁,2015年5月8日上午09時04分狀態更新。 https://www.facebook.com/wan.chin.75/posts/10153209463637225

【3】 香港網絡大典,〈周永康 (香港)〉。 http://evchk.wikia.com/wiki/%E5%91%A8%E6%B0%B8%E5%BA%B7_%28%E9%A6%99%E6%B8%AF%29

【4】 各退聯組Facebook專頁網址如下,後文如有引用內容,只提供該帖文連結,而不再另行列出該退聯組專頁連結--
港大學生會退出學聯關注組:https://www.facebook.com/hkusuindependence
嶺南大學學生會退出學聯關注組:https://www.facebook.com/LNUquitHKFS
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退出學聯關注組:https://www.facebook.com/cityusuind
理工大學學生會退出學聯關注組:https://www.facebook.com/hkpusuindependence
浸會大學學生會退出學聯行動組:https://www.facebook.com/HKBUSUIND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退出學聯關注組:https://www.facebook.com/cusuindependence

【5】 港大學生會退出學聯關注組,Facebook專頁,2014年12月24日上午3時26分狀態更新。 https://www.facebook.com/hkusuindependence/posts/767852163264100

【6】 由quenthai撰寫,作者於輔仁的文章目錄可見於:http://www.vjmedia.com.hk/articles/author/quenthai。另,該系列學聯技術文目錄,又可見於作者博客:https://quenthai.wordpress.com/%E6%89%B9%E8%A9%95%E5%8F%8A%E8%B8%A2%E7%88%86%E5%AD%B8%E8%81%AF%E7%B3%BB%E5%88%97%E7%9B%AE%E9%8C%84/

【7】 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退出學聯關注組,Facebook專頁,2015年5月1日下午09時34分狀態更新,曾於2015年5月1日下午09時46分修改。 https://www.facebook.com/cityusuind/posts/832576460153266

【8】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學聯),Facebook專頁,2014年11月24日上午11時19分上傳照片。 https://www.facebook.com/hkfs1958/photos/a.10151401759847872.1073741825.269056797871/10152585970507872/

【9】 鄭立認為陳雲一手開創香港政壇右派。見:鄭立,〈建立香港右派的陳雲〉,想想論壇,2013年9月7日。 http://www.thinkingtaiwan.com/content/1215

【10】 二零一三年度香港大學學生會學苑編,〈王俊杰:本土意識是港人抗爭的唯一出路〉,《香港民族論》,香港:香港大學學生會,2014年9月初版,頁33-49。

【11】 「Paradigm」,除譯作「典範」,又作「範式」;「Paradigm Shift」,當然就可譯「典範轉移」或「範式轉移」,又以後者較為多見。不過,本文既取余英時先生對孔恩學說的簡介,故亦從其譯法,採「典範」和「典範轉移」,以保用詞統一。

【12】 余英時著,〈近代紅學的發展與紅學革命--一個學術史的分析〉,《歷史與思想(新版)》,臺北:聯經,2014年5月二版,頁387-422。

【13】 余先生在上引文章中,亦為自己使用孔恩的理論解釋紅學發展辯護,現時我也不妨再挪用來為我的文章辯護:

「也許有人會問,孔恩的理論是解釋科學革命過程的,它怎麼可以應用到紅學研究上來呢?其實這個問題孔恩自己有明確的答案。一九六九年孔恩為該書的日譯本寫了一篇長跋(postscript)。他在『跋』中指出,他的理論本來就是從其他學科中輾轉借來的,不過他把這個理論應用到科學史上的時候,更加以系統化和精確化而已。他特別指出,在文學史、音樂史、藝術史以及政治制度史上,我們都可以看到從傳統--經過革命性的突破--再回到新傳統這樣的發展歷程。 …」(余英時著,〈近代紅學的發展與紅學革命--一個學術史的分析〉,《歷史與思想(新版)》,臺北:聯經,2014年5月二版,頁415。)

所以嘛,用來說政治思潮也應該沒甚麼好奇怪的。竊以為,這套理論其實可應用到各個範疇的思想史。

【14】 Thomas 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1962. 4th edi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2, p.85.

【15】 Ibid, p.19.

【16】 Ibid, p.84.

【17】 Ibid, p.24.

【18】 Ibid, p.90.

【19】 Wikipedia, “Non-Euclidean geometry". http://en.wikipedia.org/wiki/Non-Euclidean_geometry

【20】 另,竊以為可參考「腹地」的概念。參看沈旭暉今年一月在《信報》發表的文章,他引述濱下武志的說法,指「從東北亞到東南亞的八大範圍,都可算作香港的廣義腹地」。(沈旭暉,〈星港「腹地」此消彼長?〉,平行時空,《信報》,2015年1月16日。 http://www.glocal.org.hk/archives/41067

文抄:〈「君尊臣卑」下的君權與相權〉,《歷史與思想(新版)》,第49-77頁。

「 在中國的政治傳統中,君權和官僚制度的關係更是一部不斷摩擦,不斷調整的歷史。當官僚制度的機器發展得不符合『君尊臣卑』的要求時,君主便要對這部機器作一次基本的調整。由於相權是處在這部機器運轉的樞紐地位,因此每一次重大的調整便導致宰相制度的變更。自秦以下,中國宰相制度一共經歷了三個基本的發展階段,即秦漢的三公九卿制,隋唐的三省制,和明、清的內閣制(清代又加上軍機處)。『君尊臣卑』的原則正是每一階段發展的最後動力。章太炎先生是近代最先揭出此一歷史真相的學者,他曾從官名的變遷上對古今相制演變作過一番分析。…
… …
  一九四二年日本學者和田清主編了一部由各朝代專家分章撰寫的《中國官制發展史》。該書僅出版了上冊,寫到元代為止。但和田清本人則寫了一篇很有見解的〈序說〉,綜論中國官制的三種特色,第一個特色便叫做『波紋式的循環發生』。所謂『波紋式的循環發生』者意即天子個人左右的微臣逐漸獲得權力,壓倒了政府的大臣,終於取而代之。但取代之後,其中又別有私臣變成實權者,再來取代現有的政府大臣。如此後浪推前浪式的往復不已。例如漢代的丞相初為尚書所取代;及曹魏時尚書省已正式成為丞相府,它復為中書長官所取代,再發展下去,門下侍中又漸握實權了。唐代三省長官的權力後來為擁有『同中書門下三品』或『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頭銜的天子親信所取去。下逮晚唐,『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已正式成為朝廷重臣,其實權遂又轉入翰林學士及樞密使(宦官)之手。(詳見和田清編著《支那官制發達史》上,中華民國法制研究會,一九四二,頁四-七)…」
余英時著,〈「君尊臣卑」下的君權與相權--〈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餘論〉,《歷史與思想(新版)》,臺北:聯經,2014年5月二版,頁55-57。

上回提到,中共是一帝制政權,而港共則繼承了其皇權統治的性格。上引這一段文字,正好能描述香港遭中共侵佔後,港共(中共皇權代理人)跟香港官僚角力的情況。

建華年間,香港官僚之首陳太與主上不和,最終掛冠而去。建華六年(公元2002年)四月十七日,宣宗(「施而不成為宣。」《逸周書‧諡法解》到定例局宣布實行所謂「高官問責制」,公認是其「奪權」之舉。宣宗本人當然矢口否認,議事錄如此記載:

「… 實行問責制會否使行政長官大權獨攬呢?我們知道,行政長官的權力在《基本法》中有清晰明確的規定。根據《基本法》的規定,行政長官是特區政府的首長,領導特區政府全體官員,包括公務員。按照《基本法》,特區政府所有官員的權力源於行政長官。行政長官如何調配權力,完全視乎其施政方面的需要。行政長官的權力既由《基本法》全部賦予,根本不存在,亦沒有必要通過新的制度來加強他的權力。…」
立法會,《2001-2002年度立法會會議過程正式紀錄》,頁3855。http://www.legco.gov.hk/yr01-02/chinese/counmtg/hansard/cm0417ti-translate-c.pdf

簡而言之,宣宗只是再度宣示其權力上承自中共朝廷,根本是一堆廢話。在該篇發言,從他自己口中亦可看到事情真相:

「… 現時公務員體制中,由局長擔任的公務員職級和薪酬福利待遇維持不變,職稱改為常任秘書長。他們扮演甚麼角色呢?便是扮演問責制局長和公務員系統之間重要的樞紐角色。他們在問責制局長統領之下,向問責制局長負責,協助制訂和執行政策,聽取公眾和立法會的意見,向他們解釋有關政策,回答質詢,爭取各界對政策的支持。」
同上。

「為了配合落實問責制,有需要在行政會議決策過程中加強協調,因此,行政會議秘書處將隸屬行政長官辦公室。新聞統籌專員的職銜將會改為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他將負責行政會議秘書處和新聞統籌的工作。中央政策組將通過加強民意調查的功能及加強長遠政策研究功能,確保特區政府政策的制訂有充分的研究基礎和民意的基礎。」
同上,頁3856。

官僚系統出身的公務員,由「局長」貶為新設的「常任秘書長」;而原「局長」之職則改由宣宗欽點的「私臣」空降。而原本支援內閣(行政會議)行政的機關,也收歸宣宗私衙(行政長官辦公室)旗下。古有私臣充權,今以家僕任官,實異曲而同工。及至中共嫡系醜王(「怙威肆行曰醜。」《逸周書‧諡法解》繼位,玩弄此等權術日益猖狂。比如任用高氏暗掌人事,安插家僕出任大小公職,都能看出其思想脈絡相通。港共政權至今歷三世,其中二世靈王(「好祭鬼神曰靈。」《逸周書‧諡法解》為官僚系統出身,無所謂私臣(或曰,其私臣亦正好為當朝官吏),且其能登基實為非常事態,既為特例,可以不理。

而此君權/相權(官僚系統)的角力,余先生文中有一處描寫得更為明白:

「… 相權問題必須當作整個官僚制度的一個樞紐部分來處理… 單從相權的角度看,我們所見到的是君權壓抑相權,是君主不讓宰相擁有客觀化、制度化的地位和權力。但是從君權一方面著眼,相權托身所在的官僚制度也始終構成君主貫徹他個人意志的一重阻礙。在歷史上君主必須一再重複地起用私臣、近臣來取代品位既高的相權,這正說明官僚制度本身具有相當強韌的客權化傾向。因為任何原屬君主私臣的職位(如尚書、中書)在長期移置於『百官之長、群僚之首』的地位之故,這種私臣的性質便逐漸發生變化,終於轉成官僚制度中的『公職』而具有一定程度的客觀威權。所以明太祖廢相而直接總攬政務才是最徹底的解決之道。…」
余英時著,〈「君尊臣卑」下的君權與相權--〈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餘論〉,《歷史與思想(新版)》,臺北:聯經,2014年5月二版,頁61。

其實,這又不獨是中華世界專有的現象。余先生文中亦以英國官制發展(「財政大臣」和「首相」兩職)略作比較,點出英國其實亦曾有王權/相權之爭,但王權卒為有權勢的封建貴族所制衡,相權遂得保獨立。(同上,頁61-62。)其實君權和相權(官僚)既有不同來由或基礎,彼此自然會有爭權角力,實為常情常理。甚至於現代社會,亦復有類同的權爭,甚至如《Yes Minister》之類的影視作品,便以政客和官僚權鬥為主線。

然則,現代社會的政治生態與中華傳統「君尊臣卑」原則下的政治生態又有何差異呢?「君尊臣卑」的帝制政權到底有何特點?

現代的官僚體制,其權力不出法制所劃定的範圍,而法制則源於立法機關,立法機關又由民眾選出,有「集眾智」的理性基礎。而無論是議會內閣制或總統制,手握指揮官僚權力的政府首腦,亦由民眾選出,有同樣的理性基礎。追本溯源,兩途均能體現主權在民的基礎。(當然,民眾實際上能否掌控此兩頭脫韁惡獸又是另一回事。)而民眾向官僚和政客賦權,又是以憲法為根本,是為公權力的源頭;但公權力又受憲法約束,由獨立的司法監察。沒有憲法典章,就沒有公權力。

帝制政權下的官僚制度,其實亦有約干理性基礎。余先生引用艾森斯達(S.N. Eisenstadt)的觀察,指出:

「… 官僚制度的自主性表現在兩個主要方面。第一、官僚制度通常都建立並維持若干普遍性的法度,這些法度多少是照顧到人民的一般利益的。對於要破壞此種法度的外來壓力(如君主或特殊階級),官僚制度則盡可能的加以抗拒。第二、官僚制度中的分子(即官吏)往往把自己看作是國家或社會的公僕(即使「國家」是一王朝dynasty的形式,也不例外);他們並不認為自己只是統治者的私臣。…」
同上,頁62-63。

正如余先生在文章早段亦說:「官僚制度最初雖然也是在君主授權之下建立起來的,但它既產生之後,本身即成一客觀的存在,有它自己的發展和運行的軌道,不再完全隨君主的主觀願望而轉移了。」(同上,頁54。)可說官僚制度的權力來源有兩途,其一為「孳生」自君權(同上,頁52。),其二則因其為「治理帝國所必不可少的一套行政機器」而有客觀功能(同上,頁54。)。而後者,屬一種理性的基礎,亦所以官僚之尊崇典章制度,蓋因其權力正由此而來。

君權則截然不同:

「 但與官僚制度相對照,君權傳統則顯然缺乏同樣的理性基礎。君權的取得以至保持主要都仰賴於武力。所謂『馬上得天下』、『一條桿棒打下四百座軍州』,總之,君權是從槍桿子裡出來的。… 君權的保持當然也要靠武力,歷代的兵制就是最好的說明。保衛皇帝和首都的武力總是全國最精銳的軍隊… 無論是『重首輕足』或『強幹弱枝』,都可以說是『君尊臣卑』的原則在兵制上的具體表現。而唐、宋、明諸朝宦官監兵之制更說明皇帝對於維持君權的武力是絕不肯放鬆的。… 從制度史的觀點說,兩千年來君權問題是理性所不許施,議論所不敢到的領域。… 官僚制度可以包含若干理性的成分,而君權傳統中卻容不得理性的充分施展。… 所以在實際歷史過程中,除了用武力『取而代之』以外,沒有任何其他資格可以使人配做皇帝…」
同上,頁66-67。

君權,是沒有、亦不需要理性基礎的,一切唯力是尚,是故君主總要牢牢把握武力。(而憲法、典章、制度、以至官僚,於君主看來不過是綁手綁腳的束縛。)武力放諸整個帝國,當然是指軍隊--所以中共是絕不會容許「軍隊國家化」的,解放軍永遠只會是共產黨的私器,直至消亡為止。而放諸淪為中共附庸國的赤港,就是半軍事化的警隊了。沒有正當、理性的權力來源,唯有倚仗鎗炮、警棍、催淚彈和胡椒噴霧。而朝廷鷹犬深知自己為政權的支柱,當然益發囂張跋扈、不可一世。過去幾年,香港人應深有體會。

余先生亦指出,「君權左右的至少還有宗室、外戚和宦官三股勢力,宗室的分子最足以構成君權的威脅,所以首先遭到迫害」,「其次對君權有危害性的則是外戚。… 所以自唐以後君主對外戚的防範也很嚴密。」(同上,頁70-71。)傳統左派之於宣宗和醜王,正猶如宗室和外戚,當然就罕獲分派實缺。

蓋因「君權是獨占性最強烈的東西;除非萬不得已皇帝對於他使用不盡的權力絕不肯交給宰相,而寧可讓他的宮奴去分享。」(同上,頁70。)因為「在『君尊臣卑』的原則下,皇帝祇有用至卑至賤的宮奴為他辦事才絕對不致有君權外流,一去不返的危險。相反地,如果使用不盡的君權都轉化為相權,那麼『君尊臣卑』的原則豈不從權力基礎上發生動搖了嗎?」(同上,頁71。)

是故建華年間會發生「港大民調風波」,揭發其內官祥安竟敢向國子監祭酒施壓,便也不足為怪。振英年間,有家奴張氏指點江山,亦屬理所當然。蓋唯有此等卑賤之人,方不致對君統構成威脅。

循此路進,當會出現如下景象:

「… 李俊說中國相權發展的總趨勢是愈後愈輕,當然是不錯的。其實換一個角度看,這正表示傳統的君權是在不斷擴大的過程之中。宦官之禍則顯然隨君權的增漲而加深。至明太祖廢相,君主的絕對專制完全確立,宦官的勢力也就發展到了空前的高度。君權擴大在制度史上的涵義便是破壞官僚制度的自主性和客觀性,而相權從低落到消失則適成為這種發展的一個最清楚的指標。…」
同上,頁71。

文抄:〈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歷史與思想(新版)》,第27-28、32-34頁。

「 法家的反智論是和他們要樹立君主的領導權分不開的,用法家的名詞說,即所謂『尊君』。在君主的心中,知識分子(無論是在朝的還是在野的)最不可愛的性格之一便是他們對於國家的基本政策或政治路線往往不肯死心塌地接受;不但不肯接受,有時還要提出種種疑問和批評。…

  『尊君』論包括積極和消極兩方面的內容。在積極方面,君主必須把一切最高的權力掌握在自己的手上,不能容許有大權旁落、君弱臣強的情況發生。在消極方面,君主必須超乎一切批評之上,君主縱有過失,也要由臣下來承擔責任。所以在實踐中『尊君』必歸於『卑臣』。臣愈卑則君愈尊,而且非卑臣亦無以見君之尊。…」
余英時著,〈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歷史與思想(新版)》,臺北:聯經,2014年5月二版,頁27-28。

香港遭強奪十七年,再加上最近兩個多月的抗爭活動,如果認識到的事只是:「自己香港自己救」;雖有態度、有骨氣,但若然沒有落實執行的計劃,那頂多只能當一個氣慨非凡的悲劇英雄,而香港此際絕不需要如此人物,香港需要自救的方法;而計劃方法之先,就要瞭解敵人。

之所以選這個段落,是其中形容的思想跟現今中共、港共陣營的人何其相似!(甚至一模一樣!)該文刊於一九七五年,據余先生自述是「完全針對著大陸的『文革』而發」,並謂想揭示「造成『文革』的政治勢力雖然在意識型態和組織方式上取法於現代西方的極權系統,但是在實際政治操作上則繼承了許多傳統君權的負面作風,而集中表現在對於知識人的敵視和迫害以及對理性與知識的輕鄙上面。」(〈新版序〉,同上,頁i-ii。)

對,此文原本就是針對中共而寫,而於吾人而言最重要者,是中共的思維根本毫無改變!舉凡「一國大於兩制」、「香港沒有剩餘權力」… 以至「行政主導」,其實走不出幾千年來的法家君權思想。

明乎此,則可把握敵人的本質。

黃仁宇先生曾指,中國已「走向可以在數目字上管理之途」,又謂中共未來的改革方向,是「需要上下之間的法制性的聯繫」。(黃仁宇著,〈第二十章:現代中國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中國大歷史》,臺北:聯經,1993年10月初版(2012年9月第五十七刷),頁323-359。)然則,如未能建立此「法制性的聯繫」,中國仍不是一個現代化的國家。而香港人在這十七年(或三十年)應當瞭解,在看待事物的觀念上,中國仍是一個帝制國家,而中共則不過是皇權集團。

「 本朝的制度,應當說是不能聽任這種黨爭發展的。我們的司法制度極為簡單,缺乏判決爭端的根據。即使是技術上的問題送交御前請求決定,也要翻譯成為道德問題,以至善或極惡的名義作出斷語。在這種具體情況下,只有使全部文官按照『四書』的教導,以忠厚之道待人接物,約束自己的私心,尊重別人的利益,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朝廷才能上下一心,和衷共濟。…」
黃仁宇著,《萬曆十五年》,臺北:食貨,1994年1月增訂二版(2012年1月第六十二刷),頁100。

這一段描述晚明的文字,讀起來不是跟現時的中共相去無幾嗎?一切法理、人權的問題,在中共眼中(或口中如此宣稱)就變成了是否「愛國」、是否「媚外崇洋」;而其內部的官員,當權的總是「清廉正直」,而失勢的就「荒淫貪腐」;… 戴耀廷的計劃,從一開始就錯了,大錯特錯--錯在假設中國是一個現代國家!

而中共的帝制性格,透過其代理人之手,亦會漫延至遭其侵佔的香港。

「…漢初儒學的法家化,其最具特色的表現乃在於君臣觀念的根本改變。漢儒拋棄了孟子的『君輕』論、荀子的『從道不從君』論,而代之以法家的『尊君卑臣』論。

  漢代第一個在政治上得意的儒生是高祖時代的叔孫通。…他為漢廷所訂的朝儀其實即是秦廷那一套『尊君卑臣』的禮節。難怪在施行了之後劉邦要說:『吾迺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南宋時朱熹便看穿了叔孫通的把戲。朱子說:

 叔孫通為綿蕝之儀,其效至於群臣震恐,無敢失禮者。比之三代燕享,君臣氣象,便大不同。蓋只是秦人尊君卑臣之法。(《朱子語類》卷一三五)

叔孫通的『尊君卑臣』手段尚不止此。後來漢惠帝繼位,在長安的未央宮和長樂宮之間造一條路,已經動工了,叔孫通向惠帝指出這條路設計得不妥,會影響到高祖的廟。惠帝倒肯接受批評,立刻就要毀掉已造成的路段。但是叔孫通卻又不贊成,他說:

 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今壞此,則示有過舉。

這就是說,皇帝是永遠不會犯錯誤的。即使真是錯了,也不應公開的糾正,使人民知道皇帝也有過錯。…」
余英時著,〈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歷史與思想(新版)》,臺北:聯經,2014年5月二版,頁32-33。

「人主無過舉」,十七年來的港共政權簡直奉為金科玉律,不容任何異議,當然亦永不認錯、永不道歉。等而下之的酷吏頭子,如曾偉雄之流,當然就能說出「天方夜譚」論,其麾下的鷹犬走卒當然亦自覺「大晒」了。一切皆源於「君尊臣卑」的思想,而一眾蟻民在權貴眼中更無絲毫地位可言。之所以任何異議者均遭斥為刁民,而膽敢提出民主(權在人民)者,簡直就是暴民了。

(而港共的思想源頭,當然是中共。)

「人主無過舉」之外,此思想尚有其他表徵。余先生如是說:

「 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封侯拜相』的儒生是漢武帝時代的公孫弘。《史記‧平津侯列傳》說:

 丞相公孫弘者,齊菑川國薛縣人也。字季。少時為薛獄吏……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弘為人恢奇多聞,常稱以為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令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於是天子察其行敦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而又緣飾以儒術,上大說之。二歲中,至左內史。弘奏事,有不可,不庭辯之。嘗與主爵都尉汲黯請閒,汲黯先發之,弘推其後,天子常說,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倍其約以順上旨。

公孫弘真可說是中國政治傳統中『兩面派』的開山大師。他的『人主廣大,人臣儉節』的主張把『尊君卑臣』的原則更進一步地推廣到君與臣的生活方式之中;他不肯『面折庭爭』便是要閹割先秦儒家的『諫諍』傳統。總而言之,在任何情形之下他都不願意損害君主的尊嚴。」
同上,頁33-34。

梁振英訓斥香港人「未富先驕」,真可謂「鬼拍後尾枕」,其心聲是北方天龍人「病不廣大」,而香港既已淪為亡港奴,就應該知所分寸,「病不儉節」。而更不能忍受者,是蟻民非議政事,如此說話這多年來香港人耳熟能詳。甚至從蟻民中選拔的若干爪牙,若竟敢「面折庭爭」,當然亦難逃遭貶黜之禍。近例如田大少就說過:「今屆政府認為公開批評無建設性,他笑言自己被開除政協一職便是最好例子。」(〈田北俊:政府認為公開批評無建設性〉,《852郵報》,2014年12月12日。http://www.post852.com/%E7%94%B0%E5%8C%97%E4%BF%8A%EF%BC%9A%E6%94%BF%E5%BA%9C%E8%AA%8D%E7%82%BA%E5%85%AC%E9%96%8B%E6%89%B9%E8%A9%95%E7%84%A1%E5%BB%BA%E8%A8%AD%E6%80%A7/

無論換上何等外衣,言詞如何先進,科技如何發達,內裡的思想幾千年未改分毫。外媒,就是看得比較客觀,直言雜種是Emperor Xi,完全把握到其本質。香港人的當前要務,是認清這事實:「我們正對抗一個帝制國家。」中共雖無皇帝之名,但實質已經復辟了。革命,竟是仍未成功。

(余英時先生這篇文章尚有續篇,亦頗能對照時局,下回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