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籤彙整: 文抄

文抄:《史明回憶錄》,第607頁。

「  我知道台灣已沒有武裝革命的空間,畢竟台灣人有了敵人給予的假『民主』後,大多害怕武裝行動,所以我返台之後,不得不把工作的重心放在『啟蒙』與『組織』。在海外做了四十年革命,回到台灣後,還是得從革命第一課開始做起,真是無話可說。」
史明著,《史明回憶錄》,臺北:前衛,2016年1月初版,頁607。

新年竟無好戲睇,閒來翻翻最近到手的新書,其中就有這本《史明回憶錄》。
(有一部《Deadpool》,但我未睇嘛。)

說是「回憶錄」,但內容當然不止於盤點個人經歷。這位奮戰多年的台獨大老,寫回憶錄的主要目的,想必是要感召更多人繼承其志,是以書中有不少篇幅闡述其理論、想法、策略。(也有不少其他人寫的文章作附錄。)台灣我不熟,史明也是只聞其名,而且逾千頁的這本書未看完,假期mood亦不想搜集資料,所以就此打住,不再講背景了。(又,老實說,這本書雖然有趣,但份量太大,要閒得下來完整啃掉很難,多半只會閒來翻閱一章節…)

隨手翻了一陣,就見到上面引述那一段。一九九三年,史明結束流亡日本的生涯,「以自己的方式」回台灣。(頁47;又,類似說法亦見於頁541。)不是說笑,史明不滿當時的「回台『入境證』政策」,所以避開正常渠道,經與那國島偷渡回台。(頁606。)流亡期間,開(新)珍味賣麵賣餃子,賺來的資金就用以支持台獨活動。(頁428始。)搞了數十年,回到故鄉,卻又要重頭做起。

那一段文字雖短,但實在唏噓。重新從「第一課開始做起」,至今又已廿二年多,距離目標仍遠。如此事業,動輒十年、數十年,有進,有退,重要者乃是因應形勢,見機行事。所以,即便搞了數十年,形勢一旦大變,還是可以重新再由基本做起,又是數十年,沒甚麼大不了的。

這是台灣。

當然,亦有臉書直播街頭「好戲」,新正頭年初一/二街頭小販的芝麻綠豆事,搞出黃/紅旗、胡椒噴霧、「防暴」隊(似「施暴隊」多啲。)、警棍… 卒之仲開埋鎗!如此荒謬屎戲,連王日日日都諗唔出,此政權實在可笑至極。小事化大,幾乎就是香港版茉莉花,已見人稱之曰:「魚蛋革命」。取名甚好。

如此形勢。

這是香港。

新年快樂。

(按:摘錄那一段,乃事發前已揀好,文亦已寫好,只是事後加筆修補。)

退聯、本土思潮與科學革命--思想史上的轉捩點

退聯一事最初被看淡,只惹來陣陣嘲諷。到港大評議會通過舉行退聯公投,傳統泛民陣營旋即猛烈炮火轟擊。期間,破口大罵退聯者「垃撚圾」者有之(且當事人為前學聯秘書長、兼泛民周邊組織民陣現任召集人),斥責退聯中人為「熱狗」者有之;乃至港大退聯成功,陰謀論謂大陸學生被中聯辦策動投票退聯有之。

退聯潮一發不可收拾,到城大第五度交鋒,暫時開出「閒莊閒閒閒」的路數,學聯崩解實已成定局。而在最近城大一役,退聯大比數通過,「大陸學生撐退聯」說的可信度大減,但傳統泛民多仍堅持退聯「中共最高興」,又認為學生遭中共利用而不自知。【1】

姑勿論中共是否高興,也不論批評公投結果是否輸打贏要,蓋因此等討論實在毫無意義、完全無助於解釋現象。其實,大多數投票學生選擇退聯,這現象所揭示的思想轉變才值得思考。

陳雲謂退聯是「政治清算」【2】,當然是一貫誇張失實,而且攙雜了他個人的「境外政治勢力陰謀論」,實在可以當笑話看待;但類近的說法,認為退聯是要學聯為「雨傘運動」失敗負責,在退聯潮開始時確曾興起過一陣子,尤其是周永康接受有線電視《新聞刺針》訪問時一句:「俾一啲期望升級為主嘅人見到,呢種行動未如理想。」【3】更可謂退聯導火線。

不過,觀察退聯期間各退聯組【4】的文宣,則會發覺此非宣傳重點。

首間推動退聯的港大,在退聯活動初期一篇文章,可概括退聯方的宣傳綱領,摘錄相關處如下:

「學聯雖屢屢部署不當,但人皆有錯,此並非我們倡議港大退聯主因。究其根本,在於學聯的路線及體制缺憾,難以內部改革根治。學聯以『建設民主中國』為綱,執迷大中華主義,限於單一政治理念。隨著本土意識日漲,此等綱領甚具爭議,卻已在學聯內部根深蒂固,難有改變。

再者,學聯選舉體制長期封閉。秘書處往往由『老鬼』擔任的代表會成員提名,再由各校常委選出。故此,左翼與大中華思想容易代代相傳。與各校常委不相熟的普通學生根本無機會問政。

秘書處既由常委選出,順理成章只向常委及各校代表團問責,無憲制責任回應大專同學不滿。秘書處與常委實際上互為一體、兩權合作;同樣有份選出秘書處的各校代表團與前者疏遠,權力甚高的代表會則甚少召開,淪為橡皮圖章。

學聯充斥路線、體制及作風等流弊,若從內部改革,須各大院校學生會幹事及代表團同心協力、長久經營,實在談何容易。以往,港大人協助學聯改革精進,但事倍功半。反之,雨傘革命中,已見港大學生會體制完備,典章有序。唯有退出學聯,港大學生會方能獨立自主,忠實反映同學意見。」【5】

在各退聯組專頁爬文,可見此間列出的數項重點,均成為其後退聯數役的宣傳主軸,其中「老鬼」、積弊問題尤為突出。同期,輔仁又刊出一系列有關學聯的技術文【6】,亦成為各退聯組的彈藥。然而,技術文終歸複雜,本就不適合作宣傳用途,最鮮明突出的宣傳材料,反而是保聯方責罵退聯方的言論。

保聯方每次都是火上加油,不但未能遏止退聯,反為突出退聯方的悲情;其他泛民宣傳機器亦甚失敗,就算收起惡形惡相,亦只懂得說「然後呢?」論、「中共最高興」論、「傳承學運」論,結果是「阿崩叫狗」,淪為反宣傳。及後,保聯方不知有心或無意的「失誤」又再成為把柄,城大一役的「黑底黑字海報」更被譽為浸大退聯之助力。

不過,光是保聯方的黑材料仍嫌不足,退聯方依然需要有一套說法以吸引學生會員。城大一役後期,城大退聯組一篇文章最為顯白:

「【向保守學聯開刀,擺脫泛民之擺佈】

學聯本來就是泛民的一部份,退聯正是要向保守開刀,斬斷學生組織與泛民的千絲萬縷,令同學有真正的自主權,使日後的學運抗爭不受泛民擺佈。讓泛民的歸泛民,學生的歸學生。

學聯為支聯會和民陣成員;多名前學聯秘書長卸任後,更在各個泛民政黨與聯盟擔任要職,可見從學聯到泛民,根本是一條職業階梯。

十月初學聯本來鼓吹圍堵政府,然而卻遭佔中朱耀明喝停,由此可見泛民對學聯的影響力。誠然學聯有份『重奪公民廣場』,但其後卻無以為繼,究其原因,在於其體制弊病和與泛民千絲萬縷的關係。我們不能因學聯過去有功,而漠視其體制不民主,挪用會費供養非學生團體,強制同學入會等種種流弊。

退聯之後如何?之後學運就不受泛民和老鬼擺佈了。退聯,就是為學界爭自由自主。」【7】

選票本身,只有分贊成、反對、棄權或廢票,無論如何是看不出背後理念的。除了做exit poll,就只能根據其他蛛絲馬跡推敲。如果我們假設贊成退聯的人正是接受「擺脫泛民和老鬼」的說法,那「泛民和老鬼」之「阿崩叫狗」就完全解得通了。

退聯方最深惡痛絕的就是學聯和泛民糾纏不清、最看不過眼的就是學聯老鬼干政,「泛民和老鬼」出聲保聯,不就更證實學聯和泛民難捨難離嗎?怎不淪為反宣傳?可笑是局中人仍未知反省,不知道自己已成為包袱、已成為負資產。你越是宣稱學聯可保學運、民運傳承,就越是背離新一代的大學生,因為他們正是要跟此傳承割蓆!

再回看退聯之初,導火線除了雨傘運動失敗、周永康失言,學聯尚有另一項在雨傘運動期間的活動成為罪狀--「爭取子女居港權家長協會及居留權大學發起行動,香港專上學生聯會代表與居權子女及家長一同遊行至政府總部,要求政府回應超齡子女來港團聚政策。」【8】加之學聯又是標誌「大中華思想」的支聯會成員;協助中國來港新移民最力的香港社區組織協會代表人物之一--蔡耀昌又是前學聯幹事兼泛民成員。此中種種瓜葛,令學聯站到「本土」的對立面。

退聯,與其說是對學聯本身的不滿(當然,對學聯本身的不滿也是有的),倒不如說是對整個泛民體制、系統的不滿、不信任。泛民本身是學生撼不動的大山,但起碼能跟與泛民同夥的學聯切斷關係。學聯跟泛民的關係千絲萬縷,卒也因此成為陪葬品。

再考察上文引述的退聯宣傳用語,不滿的內容又包括「大中華」和「左翼」思想,又特別提倡「本土」。顯然,退聯潮跟主張摒棄傳統泛民的本土思潮實在密不可分。

【Check Point】

以上段落導出一項假設:「本土思潮下的年輕人,希望跟傳統泛民、左翼脫離關係,不希望再被代表。」

理論,總是有假設、推理、結論幾部份。一般最實在、最有力的驗證方式,當然是測試其結論,但有時結論未必即時可見,則可以檢視其推理部份的內在邏輯,也可以檢視其假設是否符合現實。但假設又何從驗證呢?說來好笑,余以為最佳方法莫過於利用同一項假設,試試推論有否其他影響,並觀察此等影響是否出現。

在此且作一附帶推論:基於上述假設,泛民及其周邊組織(如民陣、支聯會等)對年輕人的號召力必然大減,或可見於彼等的活動出席人數(或年輕人出席比例)降低。

說本土,很難不提陳雲。無論你認為他是真瘋假傻,是共諜或港雄,是軍師或鍵盤戰士,他率先持續數年談本土,甚至出幾本書寫他的「城邦論」,毫無疑問是開拓了香港政治思想、論述的一片新天。【9】陳雲的城邦論固然是建基於本土,但其主張其實復有「大中華」思想,只不過認為香港應確立城邦身份,並主導「大中華」之復興,建立港澳台中四地的「中華邦聯」。

而繼陳雲而後出的本土思想,其實更注重「港中區隔」,對「大中華」沒有興趣。(明證之一,是陳雲和香港自治運動之決裂。)甚至對「港獨」亦不再避諱,問題只是是否可行、如何實行,而不再是思想、言論之禁區。且引港大退聯組成員、兼《學苑》前副總編輯王俊杰的看法為例:

「… 所謂本土精神,不論形式是香港獨立、城邦自治,抑或是退一步的純粹奪回單程證審批權,要旨就是港中區隔。

殖民換血 一髮之間

  香港現時之激進本土意識是被中共迫出來的,嬰兒潮之後出生的兩代對中國人這個身份沒有概念。他們重視的是香港的優良文化及制度,不願其被一個殖民者掠奪侵蝕。他們明白要爭取自由民主,就必須守衛香港的自主,與殖民者抗衡。

  俗稱『左膠』的離地左翼社運人士,他們受平等、反歧視、支持弱勢等意識形態所牢結支配,罔顧現實政治環境,漠視社會承載能力而處處偏袒新移民。 …

… 在大中華主義壟斷下,本土政治未成氣候。反水貨、反雙非、床位荒、奶粉荒等事件當中,各傳統泛民政黨不是反應緩慢就是失去蹤影,真正關心香港命運的大多都是年輕一代。

守護本土 命運自決

  根據港大民調進行的市民身(份)認同調查,近年脫北意識急促增長,愈來愈多市民覺得自己是香港人,而非中國人。網絡趨勢更顯示,年青人對港獨的呼聲愈來愈高,大中華主義民主派人士、港共甚至中央政府,大可蔑視這股新思潮,當新一代年青人是離經叛道發白日夢。中方喉舌更將本土主義與分離主義劃上等號,將本土運動扣以港獨帽子。

… 若果我們相信香港應是一個有別於大陸、有言論自由之地,那我們自然應該有主張及鼓吹港獨的自由。 …」【10】(括弧內為原文缺字)

是否贊成或鼓吹港獨,該文仍不敢說得太清楚,猶抱琵琶半遮面,言辭拘謹,前後亦不貫徹,但總算在這片言論禁區打出了一個缺口,而其背後正是網上或年輕人間彌漫已久的一股思潮。如此大段引述,蓋因這段文字頗能反映這股思潮的若干重點。

其一,是對「中國」的看法。中國,再不是甚麼「祖國」,而是「殖民者」,說白一點根本就是敵人、是敵國。而中國來港的新移民,當然就不是甚麼「同胞」,而是敵國派來香港殖民的先鋒部隊。

其二,是對「香港」的看法。認為香港的「文化及制度」不同於中國、優於中國,希望「港中區隔」。注重「香港人」的身份,不稀罕、甚至唾棄「中國人」的身份。

其三,是對傳統泛民、社運的看法。在港中衝突、矛盾之中,泛民和「左膠」受大中華及/或左翼的意底牢結(Ideology)支配,未能恰當回應香港人現時面對的困難和壓迫,處處袒護中共的殖民部隊(新移民),而未有維護香港人的利益。

以上三項,可謂「本土思潮」的根本,是這套思想體系的起點。既有原則理念的部份,亦有回應現實困境的部份。以若干實例跟目前泛民的思想體系稍作比較,更能見兩者之分別處。

比如說,「愛國愛港」。

中共謂香港特首(甚至香港政客、香港人)要「愛國愛港」。泛民是怎樣回應的?頂多是說:「『愛國愛港』不能成為篩選特首候選人的標準。」、「《基本法》沒有規定香港人愛國。」云云。有沒有人會、或夠膽說:「我愛港不愛國!」、「特首/香港人不需要愛國!」?沒有。頂多曖昧地說:「我愛國不愛黨。」

再延伸下去,泛民要「建設民主中國」,年輕人倒是擔心「民主」中國憤青會踏平香港;左膠要「新移民家庭來港團聚」,年輕人反問「為何不北上返回中國團聚」;泛民支持大一統、反對港獨台獨藏獨疆獨,年輕人支持命運自決;泛民熱心保釣,年輕人認為尖閣諸島不是香港人的事;…

理念和原則的分歧,是重大、深刻、不能調和的;但此等形而上的紛爭,其實部份亦源於現實的困境。眼見面對港中矛盾,由八十年代起一直代表民主港人的泛民完全無從應對,足證泛民所依賴的政治理念未能對應時局,而年輕人檢視泛民理念的基礎,民主、自由、人權等普世價值似乎並無不妥,故得出「中國情結」是理論失靈的根源,這就是「本土」得以萌芽的背景。

【Check Point】

同上,此處也作一附帶推論:基於年輕人對「中國元素」之厭惡,陳雲的城邦論最終必會揚棄「中華邦聯」的部份,否則會趨於式微,由其他本土思想取而代之。與此同時,年輕人對台灣的好感/認同感會不降反升,而且偏綠,蓋因年輕人已不認為台灣和中國有任何同質之處,且港台同有被惡鄰中國欺凌的同病相憐、同仇敵愾之感,港台兩地年輕人會越走越近,而且會大力鞭撻任何統一企圖。

政治,是用來解決現實問題的。

基於某些政治理念,面對日復一日的各種問題,提出一個又一個解決的方法,這就是從政者的日常。該等政治理念,當然不是隨便會改變,也不應輕易改變的,在常態的政治環境底下,是一些不會遭受質疑的大前題,其實可稱為意底牢結之一種;但如借用孔恩(Thomas Kuhn)所述的科學史/科學哲學概念,其實又不妨稱之為「典範(Paradigm)」【11】

余英時先生有一篇文章以孔恩的理論談紅學發展,亦啟發在下本文以此應用於香港政治,現再借用其中簡述孔恩理論的若干段落:

「… 科學的成長並不必然是直線積累的,相反地,它大體上是循著傳統與突破的方式在進行著。 … 所謂『傳統』是指一門科學的研究工作,在常態情形下,具有共同遵守的基本假定、價值系統,以及解決問題的程序。而所謂『突破』,則指著一種科學傳統積之既久,內部發生困難,尤其是對於新的事實無法作適當的處理。當這種困難達到了一定的程度時,這一門科學的傳統便不可避免地要發生基本性的變化,換言之,即『科學革命』。科學革命一方面突破了舊傳統,另一方面又導向新傳統的建立,使研究工作進入一個全新的階段。

  根據孔恩的理論,一切科學革命都必然要基本上牽涉到所謂『典範』的改變。那麼,『典範』(paradigm)究竟是什麼意思?孔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中對『典範』這個中心觀念有極詳細而複雜的討論。但簡單地說,『典範』可以有廣狹二義:廣義的『典範』指一門科學研究中的全套信仰、價值和技術(entire constellation of beliefs, values, and techniques),因此又可稱為『學科的型範』(disciplinary matrix)。狹義的『典範』則指一門科學在常態情形下所共同遵奉的楷模(examplars or shared examples)。這個狹義的『典範』也是『學科的型範』中的一個組成部分,但卻是最重要、最中心的部分。

  孔恩的研究充分顯示一切『常態科學』(normal science)都是在一定的『典範』的指引下發展的。 … 『典範』不但指示科學家以解決疑難的具體方式,並且在很大的程度上提供科學家以選擇問題的標準。從科學史上看,可以說一切科學研究的傳統都是由於『典範』的出現而形成的。科學研究的傳統既經形成之後,大多數科學家都在一特定的『典範』的籠罩之下從事『解決難題』(puzzle-solving)的常態工作。他們的志趣絕不在基本性的新發現,並且對於叛離『典範』的異端往往採取一種抗拒的態度。 …

  但是科學史上的『典範』並不能永遠維持其『典範』的地位。新的科學事實之不斷出現必有一天會使一個特定『典範』下解決難題的方法失靈,而終致發生『技術上的崩潰』(technical breakdown)。這就是前面所提到的『危機』一詞的確切涵義。 … 『技術上的崩潰』是一切科學危機的核心。危機導向革命;新的『典範』這時就要應運而生,代替舊的『典範』而成為下一階段科學研究的楷模了。當然,新舊『典範』的交替,其間並沒有一道清楚的界限。有時候,早在舊『典範』如日中天之際,新『典範』即已萌芽,不過當時不受注意罷了。另一方面,新『典範』當令之後,舊『典範』也並不必然完全失去其效用。 …」【12】

由八十年代開始,香港的壓力團體、論政學社、政黨相繼出現,而其論述、「解決難題」的手法、抗爭的模式,立下了香港政壇的「典範」(或起碼是泛民陣營的「典範」),並一直主導香港的民運、社運,直到近年方發生顯著變化。

一如上文所述,在「港中對立」的新事實出現後,此典範下解決難題的方法已然失靈,其實正代表泛民模式的「舊典範」已出現了「危機」,亦即「技術上的崩潰」。近年冒起多個政團、多種論述,正是從各個方面突破「舊典範」,希望取而代之。我們近年所目睹的現象,或許正是一場「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亦即政治論述上的一場「科學革命」。【13】

科學革命,當然不是一蹴即就的,中間需要經歷一段轉變的時期,但這個轉變的過程絕非一步一腳印的積累,而是跳躍、突破的發展,新觀念競相冒頭,整個學科要經歷一段混亂,先破後立:

“The transition from a paradigm in crisis to a new one from which a new tradition of normal science can emerge is far from a cumulative process, one achieved by an articulation or extension of the old paradigm. Rather it is a reconstruction of the field from new fundamentals, a reconstruction that changes some of the field’s most elementary theoretical generalizations as well as many of its paradigm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 When the transition is complete, the profession will have changed its view of the field, its methods, and its goals. …" 【14】

斥責新興政團、新興政論破壞現有的模式、機制者,其實沒有說錯,唯一盲點是未有意識到這可能是一種「創造性破壞」,一如數碼相機之出現,即影即有相機當然會衰落。(即影即有相機發現自己有另外的吸引力,從而發掘到新的小眾市場,這是後話了。)

經過「典範轉移」,繼續從事者將不會是「舊泛民」的延伸或改版,而是浴火重生、找到新理論基礎的「新泛民」,其世界觀、手法、目標都會有所改變。在現時這個百家爭鳴、千頭萬緒的階段,估量「新泛民」的世界觀實在言之尚早,但觀乎「本土思潮」的勢頭,「本土」成為「新泛民」理論支柱之一,應是毫無疑問。

在「本土」這一方面,將來的分歧可能只是「港中區隔」的程度--是直接跳到「一中一港」,還是「一個中國,各自表述」,還是「一國兩制,完全自治」無限延續,還是「中華邦聯/聯邦」… 此中的可能性極多極廣,可能最終「新泛民」之間根本不會形成共識,反成為各自追求不同目標的標誌特徵。

與此同時,「舊泛民」又何去何從呢?--

“… note briefly how the emergence of a paradigm affects the structure of the group that practices the field. When, in the development of a natural science, an individual or group first produces a synthesis able to attract most of the next generation’s practitioners, the older schools gradually disappear. In part their disappearance is caused by their members’ conversion to the new paradigm. But there are always some men who cling to one or another of the older views, and they are simply read out of the profession, which thereafter ignores their work. The new paradigm implies a new and more rigid definition of the field. Those unwilling or unable to accommodate their work to it must proceed in isolation or attach themselves to some other group. …" 【15】

原本追隨「舊典範」者,可選擇信服「新典範」,從此改變觀點;若堅持「舊典範」,就終會被「新典範」中人棄之不顧,或歸於消亡,或遺世獨立,或歸於另一陣營。這幾種動向趨勢,現時都能見到苗頭:有「舊泛民」開始轉向「本土」,有的被視為建制… 詳情應該不用細表。

不過,「危機」是否一定會導致「科學革命」?其實又不然,據孔恩的說法,其實有三個可能:

“… All crisis begin with the blurring of a paradigm and the consequent loosening of the rules for normal research. In this respect research during crisis very much resembles research during the pre-paradigm period, except that in the former the locus of difference is both smaller and more clearly defined. And all crisis close in one of three ways. Sometimes normal science ultimately proves able to handle the crisis-provoking problem despite the despair of those who have seen it as the end of an existing paradigm. On other occasions the problem resist even apparently radical new approaches. Then scientists may conclude that no solution will be forthcoming in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ir field. The problem is labelled and set aside for a future generation with more developed tools. Or, finally, the case that will most concern us here, a crisis may end with the emergence of a new candidate for paradigm and with the ensuing battle over its acceptance. …" 【16】

這三個情況,相信已窮盡了所有可能吧。

第一個可能,「舊典範」最終能提出方法解決當前「技術上的崩潰」,捱過一次「危機」,避過一場「科學革命」,不少傳統泛民可能仍相信有此可能,但在下認為不切實際--不要說挽狂瀾於既倒,傳統泛民根本就沒有提出過任何方法解決「港中衝突」,又怎麼可能扶大廈之將傾?甚至,可能尚未意識到已出現「技術上的崩潰」!

「舊典範」的死期早就過了,只不過他們還未聽到拳四郎那一句:「你已經死了。

第二個可能,其實亦即第一、第三個可能,只不過是當前無論如何提不出方法解決「危機」,唯有將其束之高閣,以待後來者再努力,結果會是「舊典範」能捱過,還是「新典範」繼位,懸而未決,離枱封局,不日再戰。

期待「科學革命」者,最應努力避免出現第二個可能。「危機」一旦束之高閣,隨時是無了期的等待,科學上多年未解的難題在所多有,政治上解決不了的難題亦多是「無眼屎乾淨盲」,難得爆出了「危機」,起碼要能提出「新解答」的雛型--不需要一舉解決難題,這是不可能的;「新典範」不是要一舉解決問題,只是要指示、開創出新答案的方向和可能,這才有後來者努力的空間:

“… Paradigms gain their status because they are more successful than their competitors has come to recognize as acute. To be more successful is not, however, to be either completely successful with a single problem or notably successful with any large number. The success of a paradigm … is at the start largely a promise of success discoverable in selected and still incomplete examples. Normal science consists in the actualization of that promise…"【17】

開創的階段,不需要完美主義者,不需要寫出將來每個步驟的實務指引,需要的是想像力。如何落實,是後來者才需要擔心的事情,盡情發想,不要被現實的限制嚇怕。可以領導群雄的「新典範」會從何處出現呢?不知道,但幾乎肯定不會源自現在場上的任何一人:

“… Let us here note only one thing about it. Almost always the men who achieve these fundamental inventions of a new paradigm have been either very young or very new to the field whose paradigm they change. And perhaps that point need not have been made explicit, for obviously these are the men who, being little committed by prior practice to the traditional rules of normal science, are particular likely to see that those rules no longer define a playable game and to conceive another set that can replace them."【18】

未受傳統污染的活水,方有可能突破傳統。

「新典範」要打破傳統的哪些部份,又要建立何等模樣的方法呢?正如上述,「本土」、「港中區隔」很可能是「新典範」的基礎之一,而其困難則是未知要推到多遠,也未能給予追隨者「可以解決問題/可以實現」的希望。竊以為,不妨從「舊典範」的思想禁區中尋線索。

要怎樣才能畫出內角總和不是一百八十度的三角形?在平面上當然是不可能的,那到曲面上去畫不就可以了嘛!【19】

「大中華」思想,不但窒礙了傳統民運社運對「港中關係」的想像,也縮窄了抗爭手法的選擇。比如,「勾結外國勢力」這頂帽子,香港政壇人物都怕得不得了,一扣下來,全都趕忙否認… 其實,又怕甚麼呢?為甚麼要任由對手限制你的行動?中共當初若不「勾結蘇聯/共產國際勢力」,又是如何滋長的呢?比對手弱,拉攏盟友是自然不過的事情,大雄也要靠叮噹才能抵抗技安吧!

每個禁區,其實都可能隱藏了一個發展空間。

【Check Point】

套用孔恩的理論於現況,稍為估計一下將來的演變,也提一點建言,似乎已經足夠,再說只是蛇足;但寫著忽然想到一點,反正無處安置,不如先寫下來,也順道跟上文兩部份呼應。

如前述,這「科學革命」是思想的大變動,新舊局內人的世界觀將是完全不同;但科學的世界觀,終究是學院內的事情而已,無論你相信空間是平的或時空是曲的,跟日常的生活、處事等方面其實毫無影響;但政治的世界觀則不同,跟生活、處事、個人的身份都密不可分,如果這世界觀有任何變動,一定會在其他方面都透露端倪。

若然「新典範」慢慢成形,其追隨者亦有上文所述的特徵,則可推斷他們必然會著手建構「香港民族」的身份,刻意區分香港和中國之別,以為「本土」之基礎。

其表徵,甚至可以細微至一些生活習慣或公共場合的禮儀,不論是有意或無心,其效果均會是方便劃出「香港 vs 中國」、「新典範 vs 舊典範」間的「我者 vs 他者」之界線;其大者,可以是撰寫從香港觀點出發的歷史,尤其可能著眼於香港和日本、東南亞等周邊國家的歷史瓜葛,以重新建立香港的亞洲國際身份【20】;另,又會開始放眼移民世界各地的「港僑」,以直接間接支援香港本土;其寬廣者,可以影響創作,相信最先能見到影響的會是一些獨立電影、小說。

退聯本身,實質影響其實不大,但卻可能是香港人思想轉變的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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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香港網絡大典,〈2015年香港大專退出學聯風潮〉。 http://evchk.wikia.com/wiki/2015%E5%B9%B4%E9%A6%99%E6%B8%AF%E5%A4%A7%E5%B0%88%E9%80%80%E5%87%BA%E5%AD%B8%E8%81%AF%E9%A2%A8%E6%BD%AE 文中提及退聯潮期間發生的事端,大多可在此頁找到,下文不再特別引用或註明。

【2】 陳雲,Facebook專頁,2015年5月8日上午09時04分狀態更新。 https://www.facebook.com/wan.chin.75/posts/10153209463637225

【3】 香港網絡大典,〈周永康 (香港)〉。 http://evchk.wikia.com/wiki/%E5%91%A8%E6%B0%B8%E5%BA%B7_%28%E9%A6%99%E6%B8%AF%29

【4】 各退聯組Facebook專頁網址如下,後文如有引用內容,只提供該帖文連結,而不再另行列出該退聯組專頁連結--
港大學生會退出學聯關注組:https://www.facebook.com/hkusuindependence
嶺南大學學生會退出學聯關注組:https://www.facebook.com/LNUquitHKFS
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退出學聯關注組:https://www.facebook.com/cityusuind
理工大學學生會退出學聯關注組:https://www.facebook.com/hkpusuindependence
浸會大學學生會退出學聯行動組:https://www.facebook.com/HKBUSUIND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退出學聯關注組:https://www.facebook.com/cusuindependence

【5】 港大學生會退出學聯關注組,Facebook專頁,2014年12月24日上午3時26分狀態更新。 https://www.facebook.com/hkusuindependence/posts/767852163264100

【6】 由quenthai撰寫,作者於輔仁的文章目錄可見於:http://www.vjmedia.com.hk/articles/author/quenthai。另,該系列學聯技術文目錄,又可見於作者博客:https://quenthai.wordpress.com/%E6%89%B9%E8%A9%95%E5%8F%8A%E8%B8%A2%E7%88%86%E5%AD%B8%E8%81%AF%E7%B3%BB%E5%88%97%E7%9B%AE%E9%8C%84/

【7】 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退出學聯關注組,Facebook專頁,2015年5月1日下午09時34分狀態更新,曾於2015年5月1日下午09時46分修改。 https://www.facebook.com/cityusuind/posts/832576460153266

【8】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學聯),Facebook專頁,2014年11月24日上午11時19分上傳照片。 https://www.facebook.com/hkfs1958/photos/a.10151401759847872.1073741825.269056797871/10152585970507872/

【9】 鄭立認為陳雲一手開創香港政壇右派。見:鄭立,〈建立香港右派的陳雲〉,想想論壇,2013年9月7日。 http://www.thinkingtaiwan.com/content/1215

【10】 二零一三年度香港大學學生會學苑編,〈王俊杰:本土意識是港人抗爭的唯一出路〉,《香港民族論》,香港:香港大學學生會,2014年9月初版,頁33-49。

【11】 「Paradigm」,除譯作「典範」,又作「範式」;「Paradigm Shift」,當然就可譯「典範轉移」或「範式轉移」,又以後者較為多見。不過,本文既取余英時先生對孔恩學說的簡介,故亦從其譯法,採「典範」和「典範轉移」,以保用詞統一。

【12】 余英時著,〈近代紅學的發展與紅學革命--一個學術史的分析〉,《歷史與思想(新版)》,臺北:聯經,2014年5月二版,頁387-422。

【13】 余先生在上引文章中,亦為自己使用孔恩的理論解釋紅學發展辯護,現時我也不妨再挪用來為我的文章辯護:

「也許有人會問,孔恩的理論是解釋科學革命過程的,它怎麼可以應用到紅學研究上來呢?其實這個問題孔恩自己有明確的答案。一九六九年孔恩為該書的日譯本寫了一篇長跋(postscript)。他在『跋』中指出,他的理論本來就是從其他學科中輾轉借來的,不過他把這個理論應用到科學史上的時候,更加以系統化和精確化而已。他特別指出,在文學史、音樂史、藝術史以及政治制度史上,我們都可以看到從傳統--經過革命性的突破--再回到新傳統這樣的發展歷程。 …」(余英時著,〈近代紅學的發展與紅學革命--一個學術史的分析〉,《歷史與思想(新版)》,臺北:聯經,2014年5月二版,頁415。)

所以嘛,用來說政治思潮也應該沒甚麼好奇怪的。竊以為,這套理論其實可應用到各個範疇的思想史。

【14】 Thomas 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1962. 4th edi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2, p.85.

【15】 Ibid, p.19.

【16】 Ibid, p.84.

【17】 Ibid, p.24.

【18】 Ibid, p.90.

【19】 Wikipedia, “Non-Euclidean geometry". http://en.wikipedia.org/wiki/Non-Euclidean_geometry

【20】 另,竊以為可參考「腹地」的概念。參看沈旭暉今年一月在《信報》發表的文章,他引述濱下武志的說法,指「從東北亞到東南亞的八大範圍,都可算作香港的廣義腹地」。(沈旭暉,〈星港「腹地」此消彼長?〉,平行時空,《信報》,2015年1月16日。 http://www.glocal.org.hk/archives/41067

文抄:〈「君尊臣卑」下的君權與相權〉,《歷史與思想(新版)》,第49-77頁。

「 在中國的政治傳統中,君權和官僚制度的關係更是一部不斷摩擦,不斷調整的歷史。當官僚制度的機器發展得不符合『君尊臣卑』的要求時,君主便要對這部機器作一次基本的調整。由於相權是處在這部機器運轉的樞紐地位,因此每一次重大的調整便導致宰相制度的變更。自秦以下,中國宰相制度一共經歷了三個基本的發展階段,即秦漢的三公九卿制,隋唐的三省制,和明、清的內閣制(清代又加上軍機處)。『君尊臣卑』的原則正是每一階段發展的最後動力。章太炎先生是近代最先揭出此一歷史真相的學者,他曾從官名的變遷上對古今相制演變作過一番分析。…
… …
  一九四二年日本學者和田清主編了一部由各朝代專家分章撰寫的《中國官制發展史》。該書僅出版了上冊,寫到元代為止。但和田清本人則寫了一篇很有見解的〈序說〉,綜論中國官制的三種特色,第一個特色便叫做『波紋式的循環發生』。所謂『波紋式的循環發生』者意即天子個人左右的微臣逐漸獲得權力,壓倒了政府的大臣,終於取而代之。但取代之後,其中又別有私臣變成實權者,再來取代現有的政府大臣。如此後浪推前浪式的往復不已。例如漢代的丞相初為尚書所取代;及曹魏時尚書省已正式成為丞相府,它復為中書長官所取代,再發展下去,門下侍中又漸握實權了。唐代三省長官的權力後來為擁有『同中書門下三品』或『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頭銜的天子親信所取去。下逮晚唐,『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已正式成為朝廷重臣,其實權遂又轉入翰林學士及樞密使(宦官)之手。(詳見和田清編著《支那官制發達史》上,中華民國法制研究會,一九四二,頁四-七)…」
余英時著,〈「君尊臣卑」下的君權與相權--〈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餘論〉,《歷史與思想(新版)》,臺北:聯經,2014年5月二版,頁55-57。

上回提到,中共是一帝制政權,而港共則繼承了其皇權統治的性格。上引這一段文字,正好能描述香港遭中共侵佔後,港共(中共皇權代理人)跟香港官僚角力的情況。

建華年間,香港官僚之首陳太與主上不和,最終掛冠而去。建華六年(公元2002年)四月十七日,宣宗(「施而不成為宣。」《逸周書‧諡法解》到定例局宣布實行所謂「高官問責制」,公認是其「奪權」之舉。宣宗本人當然矢口否認,議事錄如此記載:

「… 實行問責制會否使行政長官大權獨攬呢?我們知道,行政長官的權力在《基本法》中有清晰明確的規定。根據《基本法》的規定,行政長官是特區政府的首長,領導特區政府全體官員,包括公務員。按照《基本法》,特區政府所有官員的權力源於行政長官。行政長官如何調配權力,完全視乎其施政方面的需要。行政長官的權力既由《基本法》全部賦予,根本不存在,亦沒有必要通過新的制度來加強他的權力。…」
立法會,《2001-2002年度立法會會議過程正式紀錄》,頁3855。http://www.legco.gov.hk/yr01-02/chinese/counmtg/hansard/cm0417ti-translate-c.pdf

簡而言之,宣宗只是再度宣示其權力上承自中共朝廷,根本是一堆廢話。在該篇發言,從他自己口中亦可看到事情真相:

「… 現時公務員體制中,由局長擔任的公務員職級和薪酬福利待遇維持不變,職稱改為常任秘書長。他們扮演甚麼角色呢?便是扮演問責制局長和公務員系統之間重要的樞紐角色。他們在問責制局長統領之下,向問責制局長負責,協助制訂和執行政策,聽取公眾和立法會的意見,向他們解釋有關政策,回答質詢,爭取各界對政策的支持。」
同上。

「為了配合落實問責制,有需要在行政會議決策過程中加強協調,因此,行政會議秘書處將隸屬行政長官辦公室。新聞統籌專員的職銜將會改為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他將負責行政會議秘書處和新聞統籌的工作。中央政策組將通過加強民意調查的功能及加強長遠政策研究功能,確保特區政府政策的制訂有充分的研究基礎和民意的基礎。」
同上,頁3856。

官僚系統出身的公務員,由「局長」貶為新設的「常任秘書長」;而原「局長」之職則改由宣宗欽點的「私臣」空降。而原本支援內閣(行政會議)行政的機關,也收歸宣宗私衙(行政長官辦公室)旗下。古有私臣充權,今以家僕任官,實異曲而同工。及至中共嫡系醜王(「怙威肆行曰醜。」《逸周書‧諡法解》繼位,玩弄此等權術日益猖狂。比如任用高氏暗掌人事,安插家僕出任大小公職,都能看出其思想脈絡相通。港共政權至今歷三世,其中二世靈王(「好祭鬼神曰靈。」《逸周書‧諡法解》為官僚系統出身,無所謂私臣(或曰,其私臣亦正好為當朝官吏),且其能登基實為非常事態,既為特例,可以不理。

而此君權/相權(官僚系統)的角力,余先生文中有一處描寫得更為明白:

「… 相權問題必須當作整個官僚制度的一個樞紐部分來處理… 單從相權的角度看,我們所見到的是君權壓抑相權,是君主不讓宰相擁有客觀化、制度化的地位和權力。但是從君權一方面著眼,相權托身所在的官僚制度也始終構成君主貫徹他個人意志的一重阻礙。在歷史上君主必須一再重複地起用私臣、近臣來取代品位既高的相權,這正說明官僚制度本身具有相當強韌的客權化傾向。因為任何原屬君主私臣的職位(如尚書、中書)在長期移置於『百官之長、群僚之首』的地位之故,這種私臣的性質便逐漸發生變化,終於轉成官僚制度中的『公職』而具有一定程度的客觀威權。所以明太祖廢相而直接總攬政務才是最徹底的解決之道。…」
余英時著,〈「君尊臣卑」下的君權與相權--〈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餘論〉,《歷史與思想(新版)》,臺北:聯經,2014年5月二版,頁61。

其實,這又不獨是中華世界專有的現象。余先生文中亦以英國官制發展(「財政大臣」和「首相」兩職)略作比較,點出英國其實亦曾有王權/相權之爭,但王權卒為有權勢的封建貴族所制衡,相權遂得保獨立。(同上,頁61-62。)其實君權和相權(官僚)既有不同來由或基礎,彼此自然會有爭權角力,實為常情常理。甚至於現代社會,亦復有類同的權爭,甚至如《Yes Minister》之類的影視作品,便以政客和官僚權鬥為主線。

然則,現代社會的政治生態與中華傳統「君尊臣卑」原則下的政治生態又有何差異呢?「君尊臣卑」的帝制政權到底有何特點?

現代的官僚體制,其權力不出法制所劃定的範圍,而法制則源於立法機關,立法機關又由民眾選出,有「集眾智」的理性基礎。而無論是議會內閣制或總統制,手握指揮官僚權力的政府首腦,亦由民眾選出,有同樣的理性基礎。追本溯源,兩途均能體現主權在民的基礎。(當然,民眾實際上能否掌控此兩頭脫韁惡獸又是另一回事。)而民眾向官僚和政客賦權,又是以憲法為根本,是為公權力的源頭;但公權力又受憲法約束,由獨立的司法監察。沒有憲法典章,就沒有公權力。

帝制政權下的官僚制度,其實亦有約干理性基礎。余先生引用艾森斯達(S.N. Eisenstadt)的觀察,指出:

「… 官僚制度的自主性表現在兩個主要方面。第一、官僚制度通常都建立並維持若干普遍性的法度,這些法度多少是照顧到人民的一般利益的。對於要破壞此種法度的外來壓力(如君主或特殊階級),官僚制度則盡可能的加以抗拒。第二、官僚制度中的分子(即官吏)往往把自己看作是國家或社會的公僕(即使「國家」是一王朝dynasty的形式,也不例外);他們並不認為自己只是統治者的私臣。…」
同上,頁62-63。

正如余先生在文章早段亦說:「官僚制度最初雖然也是在君主授權之下建立起來的,但它既產生之後,本身即成一客觀的存在,有它自己的發展和運行的軌道,不再完全隨君主的主觀願望而轉移了。」(同上,頁54。)可說官僚制度的權力來源有兩途,其一為「孳生」自君權(同上,頁52。),其二則因其為「治理帝國所必不可少的一套行政機器」而有客觀功能(同上,頁54。)。而後者,屬一種理性的基礎,亦所以官僚之尊崇典章制度,蓋因其權力正由此而來。

君權則截然不同:

「 但與官僚制度相對照,君權傳統則顯然缺乏同樣的理性基礎。君權的取得以至保持主要都仰賴於武力。所謂『馬上得天下』、『一條桿棒打下四百座軍州』,總之,君權是從槍桿子裡出來的。… 君權的保持當然也要靠武力,歷代的兵制就是最好的說明。保衛皇帝和首都的武力總是全國最精銳的軍隊… 無論是『重首輕足』或『強幹弱枝』,都可以說是『君尊臣卑』的原則在兵制上的具體表現。而唐、宋、明諸朝宦官監兵之制更說明皇帝對於維持君權的武力是絕不肯放鬆的。… 從制度史的觀點說,兩千年來君權問題是理性所不許施,議論所不敢到的領域。… 官僚制度可以包含若干理性的成分,而君權傳統中卻容不得理性的充分施展。… 所以在實際歷史過程中,除了用武力『取而代之』以外,沒有任何其他資格可以使人配做皇帝…」
同上,頁66-67。

君權,是沒有、亦不需要理性基礎的,一切唯力是尚,是故君主總要牢牢把握武力。(而憲法、典章、制度、以至官僚,於君主看來不過是綁手綁腳的束縛。)武力放諸整個帝國,當然是指軍隊--所以中共是絕不會容許「軍隊國家化」的,解放軍永遠只會是共產黨的私器,直至消亡為止。而放諸淪為中共附庸國的赤港,就是半軍事化的警隊了。沒有正當、理性的權力來源,唯有倚仗鎗炮、警棍、催淚彈和胡椒噴霧。而朝廷鷹犬深知自己為政權的支柱,當然益發囂張跋扈、不可一世。過去幾年,香港人應深有體會。

余先生亦指出,「君權左右的至少還有宗室、外戚和宦官三股勢力,宗室的分子最足以構成君權的威脅,所以首先遭到迫害」,「其次對君權有危害性的則是外戚。… 所以自唐以後君主對外戚的防範也很嚴密。」(同上,頁70-71。)傳統左派之於宣宗和醜王,正猶如宗室和外戚,當然就罕獲分派實缺。

蓋因「君權是獨占性最強烈的東西;除非萬不得已皇帝對於他使用不盡的權力絕不肯交給宰相,而寧可讓他的宮奴去分享。」(同上,頁70。)因為「在『君尊臣卑』的原則下,皇帝祇有用至卑至賤的宮奴為他辦事才絕對不致有君權外流,一去不返的危險。相反地,如果使用不盡的君權都轉化為相權,那麼『君尊臣卑』的原則豈不從權力基礎上發生動搖了嗎?」(同上,頁71。)

是故建華年間會發生「港大民調風波」,揭發其內官祥安竟敢向國子監祭酒施壓,便也不足為怪。振英年間,有家奴張氏指點江山,亦屬理所當然。蓋唯有此等卑賤之人,方不致對君統構成威脅。

循此路進,當會出現如下景象:

「… 李俊說中國相權發展的總趨勢是愈後愈輕,當然是不錯的。其實換一個角度看,這正表示傳統的君權是在不斷擴大的過程之中。宦官之禍則顯然隨君權的增漲而加深。至明太祖廢相,君主的絕對專制完全確立,宦官的勢力也就發展到了空前的高度。君權擴大在制度史上的涵義便是破壞官僚制度的自主性和客觀性,而相權從低落到消失則適成為這種發展的一個最清楚的指標。…」
同上,頁71。

文抄:〈流感潮不同沙士〉,《區聞海小記》,2015年2月2日。

「2003年沙士疫潮有299人死亡,2012年甲型流感潮死了227人,今年流感潮來得急,最終的死亡人數可能多過2012年,表面看來與沙士似乎可比?

專家認為不可混為一談,我也覺得兩者很不同。沙士傳播性低於流感,卻比甲型流感致命得多,「中招」的人急病,一個一個面對死亡;相反,甲型流感對絕大多數受感染的人都只是三至五天的病。」
區聞海:〈流感潮不同沙士〉,《區聞海小記》,2015年2月2日。http://aumanhoi.blogspot.hk/2015/02/blog-post.html

(文抄系列絕少直線抽擊時事,不過今次太多人講,頗重要;而且能引申其他問題,有點意思。)

今年流感比過往幾年嚴重,不少人直接跳到恐慌模式,似乎有甚麼大瘟疫要來了。尤其不少人(及Facebook專頁)經常以「沙士死亡人數」與「今年流感死亡人數」比較,認為兩者同樣恐怖。實在大錯特錯。是被數字玩弄了。(我不想說是「玩弄數字」--若然如此,則是有散佈恐慌的不良用心了。)

區聞海醫生那篇短文,其實已說得很明白,一矢中的,一針見血。在下不才,狗尾續貂,只希望再講得更清楚。(這篇文不是講醫療的。講醫療、講健康,還是讓專業的來吧。但講數字,如此簡單的一些擺弄統計數字的手段,卻是任何頭腦清楚的人都可以做到的。)

借用文中數字:「2003年沙士疫潮有299人死亡,2012年甲型流感潮死了227人」。我用同期的數字作比較,請讀者評估一下另一種病:在2003年,有275人死亡;在2012年,有199人死亡。又是否代表這種病沒沙士、甲型流感嚴重?這是甚麼病?我立即開估:是結核病。(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一九四七年至二零一四年結核病呈報及死亡數字〉。http://www.chp.gov.hk/tc/data/4/10/26/43/88.html

如果說流感比結核病更嚴重、更可怕,那明顯有違常識。而如此荒謬的說法,是源於荒謬的比較。光看「死亡數字」一端,是不能完整描繪一種病的影響、效果的。從一般人的觀感而言,一種病是否嚴重、可怕,最主要的指標或許會是其「死亡/感染率」。(當然,仲有病到「唔死都一身潺」、病中/病後的諸般影響/後果等等亦是重要指標;但現時流行謠言主要針對「死亡率」,故本文亦只針對解說「死亡率」。)當然,真正有多少人感染是很難知道的,實際上可以知道的是「呈報個案」和「死亡/呈報率」。

繼續用結核病作例子,今次只計算2012年:呈報個案有4858宗,故「死亡/呈報率」= ( 199 / 4858 ) x 100% = 4.10%

2012年甲型流感又如何?先用在下自知有問題的數字作計算,再解釋為何有問題、有何問題。據〈二零一二年流行性感冒病毒化驗結果〉數字顯示,9249(9043+0+202+4+0)個樣本驗出是甲型流感。(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二零一二年流行性感冒病毒化驗結果〉。http://www.chp.gov.hk/tc/data/1/26/44/292/639.html

如果用這數字作基數,就會得出「死亡/化驗證實為甲型流感率」= ( 227 / 9249 ) x 100% = 2.45% 。比結核病略低(吓?),但仍頗高(咦?)。這數字當然又是荒謬的,因為兩組數字根本是「橙和蘋果」的比較。是否每個有感冒徵狀的病人,都會化驗?當然不是吧!有傷風感冒的人實在太多,想完全掌握數字根本不切實際。繼續用2012年數字,就算是衛生署,也只得定點監察數字,以得出一個求診比率,用以推算流感傳播程度及監察其趨勢。

「在二零一二年,分別有64間普通科診所及約50名私家醫生參與定點監察計劃。」
(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二零一二年度流行性感冒病類的每星期求診比率(每1 000個診症)〉。http://www.chp.gov.hk/tc/data/1/26/44/292/640.html

據美國疾控中心解釋,傷風和感冒根本難以分辨。(連結)就算認為你是感冒也未必會做測試,反正都是同樣方法醫治;而相反,就算快速測試顯示不是感冒,也可能是假陰性,都會當是感冒來醫。(連結)(不用香港資料是因為… 我找不到。而且,此等資料都是聊備一格而已,反正大家從經驗都知道是如此吧。)

也就是說,即使有流感徵狀,也多數不會做測試。即使有流感徵狀,醫生可能認為是流感、也可能認為是普通傷風,而實際如何多數情況是不知道、無從確定,其實也不大重要。再者,從身邊人的行為也可知道,不少人如果狀況輕微,根本就不會去看醫生!所以,就算得到確實的求診數字、每宗求診個案都做測試,其實亦不能掌握真正感染人數。然而,可以斷言,真正感染人數其實遠遠高於「化驗證實為甲型流感」個案。

籠統、粗略、大膽的想像一下。每年流感季節,身邊有多少人傷風感冒?如果連「咳一兩聲」、「打一兩個乞嚏」都算,可能每十個人有四、五個。收緊一點標準,用有請病假的人計算?可能十個有一、兩個?二十個有一個?無論如何計算,有流感的人數以萬計。比如說,用最最最保守估計,如果每一百人有一人中招,全香港七百萬人,就有七萬人中招。(你信唔信得咁少人感冒?)「死亡/流感中招率」= ( 227 / 70000 ) x 100% = 0.324%

當然,上一段的數字只是隨口估算,但重點是:只知道「死亡數字」,其實只知道了分子;要知道分母,方知道「死亡率」。這為不少網上謠言所忽略,徒然散佈恐慌。

而謠言中常用作比較的「沙士」呢?據〈二零一三年須呈報的傳染病按月統計數字〉數字顯示,爆發疫症當年共有1755宗呈報個案,故「死亡/呈報率」= ( 299 / 1755 ) x 100% = 17.0% 。(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二零一三年須呈報的傳染病按月統計數字〉。http://www.chp.gov.hk/tc/data/1/10/26/43/7.html(當然,亦可能有上述用「化驗證實」數字的部份問題,但沙士兇猛、當年又人心惶惶,有病不看醫生的人少,亦較多作化驗,整體數字較易把握;況且,研究發現沙士傳染性較低,亦跟統計表面吻合;再者,如果以「死亡/化驗證實為甲型流感率」跟「死亡/呈報率」比較,亦屬相似、大致可比。)如此粗略估算,當年每六人中招,就有一人不幸病逝。這才是當年令港人聞風喪膽的疫症景象。今年流感雖然比平常兇猛,但遠遠不能相比。

另一種謬誤,是所謂「比去年同期高XX%/X成/X倍」,其實只是誇大實相的標題黨手法。

這個更簡單,用一個例子就可以了。比如我在吹牛說:「我去年投資回報(率)比前年高三倍!」我是否「好很勁」?其實你不知道。可能是,可能不是。(不過很可疑。)可能我前年投資十萬賺一蚊(0.001%),去年投資十萬賺四蚊(0.004%);也可能我前年投資十萬賺二百萬(20倍),去年投資二百萬賺一億六千萬(80倍)。當然,前者可能遠大於後者。

為甚麼?

基礎數字越細,變動比率就越可能會誇張。明明投資回報不過是由一年 0.001% 變成一年 0.004% ,兩者都是「少到唔恨」;但如果撇走實數,只提「變動率」,就能營造「好很勁」的效果。

應用於流感,其實中招人數以萬計、以十萬計,出事(嚴重或死亡)比率(跟其他嚴重傳染病比較)不算高。而人數堪比,其實是感染人數(基數)很大而已。而其「變動率」誇張,則正正是由於本身「出事率」不算高,故「出事率」的「變動率」就很敏感。只要稍比一般流感兇猛,就會影響邊緣個案,繼而令數字變動似乎很誇張。

擺弄統計數字,是語言偽術的基本之一。若能練就一眼看破統計魔障的本領,許多語言偽術都不過是「小兒科」。

文抄:〈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歷史與思想(新版)》,第27-28、32-34頁。

「 法家的反智論是和他們要樹立君主的領導權分不開的,用法家的名詞說,即所謂『尊君』。在君主的心中,知識分子(無論是在朝的還是在野的)最不可愛的性格之一便是他們對於國家的基本政策或政治路線往往不肯死心塌地接受;不但不肯接受,有時還要提出種種疑問和批評。…

  『尊君』論包括積極和消極兩方面的內容。在積極方面,君主必須把一切最高的權力掌握在自己的手上,不能容許有大權旁落、君弱臣強的情況發生。在消極方面,君主必須超乎一切批評之上,君主縱有過失,也要由臣下來承擔責任。所以在實踐中『尊君』必歸於『卑臣』。臣愈卑則君愈尊,而且非卑臣亦無以見君之尊。…」
余英時著,〈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歷史與思想(新版)》,臺北:聯經,2014年5月二版,頁27-28。

香港遭強奪十七年,再加上最近兩個多月的抗爭活動,如果認識到的事只是:「自己香港自己救」;雖有態度、有骨氣,但若然沒有落實執行的計劃,那頂多只能當一個氣慨非凡的悲劇英雄,而香港此際絕不需要如此人物,香港需要自救的方法;而計劃方法之先,就要瞭解敵人。

之所以選這個段落,是其中形容的思想跟現今中共、港共陣營的人何其相似!(甚至一模一樣!)該文刊於一九七五年,據余先生自述是「完全針對著大陸的『文革』而發」,並謂想揭示「造成『文革』的政治勢力雖然在意識型態和組織方式上取法於現代西方的極權系統,但是在實際政治操作上則繼承了許多傳統君權的負面作風,而集中表現在對於知識人的敵視和迫害以及對理性與知識的輕鄙上面。」(〈新版序〉,同上,頁i-ii。)

對,此文原本就是針對中共而寫,而於吾人而言最重要者,是中共的思維根本毫無改變!舉凡「一國大於兩制」、「香港沒有剩餘權力」… 以至「行政主導」,其實走不出幾千年來的法家君權思想。

明乎此,則可把握敵人的本質。

黃仁宇先生曾指,中國已「走向可以在數目字上管理之途」,又謂中共未來的改革方向,是「需要上下之間的法制性的聯繫」。(黃仁宇著,〈第二十章:現代中國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中國大歷史》,臺北:聯經,1993年10月初版(2012年9月第五十七刷),頁323-359。)然則,如未能建立此「法制性的聯繫」,中國仍不是一個現代化的國家。而香港人在這十七年(或三十年)應當瞭解,在看待事物的觀念上,中國仍是一個帝制國家,而中共則不過是皇權集團。

「 本朝的制度,應當說是不能聽任這種黨爭發展的。我們的司法制度極為簡單,缺乏判決爭端的根據。即使是技術上的問題送交御前請求決定,也要翻譯成為道德問題,以至善或極惡的名義作出斷語。在這種具體情況下,只有使全部文官按照『四書』的教導,以忠厚之道待人接物,約束自己的私心,尊重別人的利益,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朝廷才能上下一心,和衷共濟。…」
黃仁宇著,《萬曆十五年》,臺北:食貨,1994年1月增訂二版(2012年1月第六十二刷),頁100。

這一段描述晚明的文字,讀起來不是跟現時的中共相去無幾嗎?一切法理、人權的問題,在中共眼中(或口中如此宣稱)就變成了是否「愛國」、是否「媚外崇洋」;而其內部的官員,當權的總是「清廉正直」,而失勢的就「荒淫貪腐」;… 戴耀廷的計劃,從一開始就錯了,大錯特錯--錯在假設中國是一個現代國家!

而中共的帝制性格,透過其代理人之手,亦會漫延至遭其侵佔的香港。

「…漢初儒學的法家化,其最具特色的表現乃在於君臣觀念的根本改變。漢儒拋棄了孟子的『君輕』論、荀子的『從道不從君』論,而代之以法家的『尊君卑臣』論。

  漢代第一個在政治上得意的儒生是高祖時代的叔孫通。…他為漢廷所訂的朝儀其實即是秦廷那一套『尊君卑臣』的禮節。難怪在施行了之後劉邦要說:『吾迺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南宋時朱熹便看穿了叔孫通的把戲。朱子說:

 叔孫通為綿蕝之儀,其效至於群臣震恐,無敢失禮者。比之三代燕享,君臣氣象,便大不同。蓋只是秦人尊君卑臣之法。(《朱子語類》卷一三五)

叔孫通的『尊君卑臣』手段尚不止此。後來漢惠帝繼位,在長安的未央宮和長樂宮之間造一條路,已經動工了,叔孫通向惠帝指出這條路設計得不妥,會影響到高祖的廟。惠帝倒肯接受批評,立刻就要毀掉已造成的路段。但是叔孫通卻又不贊成,他說:

 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今壞此,則示有過舉。

這就是說,皇帝是永遠不會犯錯誤的。即使真是錯了,也不應公開的糾正,使人民知道皇帝也有過錯。…」
余英時著,〈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歷史與思想(新版)》,臺北:聯經,2014年5月二版,頁32-33。

「人主無過舉」,十七年來的港共政權簡直奉為金科玉律,不容任何異議,當然亦永不認錯、永不道歉。等而下之的酷吏頭子,如曾偉雄之流,當然就能說出「天方夜譚」論,其麾下的鷹犬走卒當然亦自覺「大晒」了。一切皆源於「君尊臣卑」的思想,而一眾蟻民在權貴眼中更無絲毫地位可言。之所以任何異議者均遭斥為刁民,而膽敢提出民主(權在人民)者,簡直就是暴民了。

(而港共的思想源頭,當然是中共。)

「人主無過舉」之外,此思想尚有其他表徵。余先生如是說:

「 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封侯拜相』的儒生是漢武帝時代的公孫弘。《史記‧平津侯列傳》說:

 丞相公孫弘者,齊菑川國薛縣人也。字季。少時為薛獄吏……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弘為人恢奇多聞,常稱以為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令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於是天子察其行敦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而又緣飾以儒術,上大說之。二歲中,至左內史。弘奏事,有不可,不庭辯之。嘗與主爵都尉汲黯請閒,汲黯先發之,弘推其後,天子常說,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倍其約以順上旨。

公孫弘真可說是中國政治傳統中『兩面派』的開山大師。他的『人主廣大,人臣儉節』的主張把『尊君卑臣』的原則更進一步地推廣到君與臣的生活方式之中;他不肯『面折庭爭』便是要閹割先秦儒家的『諫諍』傳統。總而言之,在任何情形之下他都不願意損害君主的尊嚴。」
同上,頁33-34。

梁振英訓斥香港人「未富先驕」,真可謂「鬼拍後尾枕」,其心聲是北方天龍人「病不廣大」,而香港既已淪為亡港奴,就應該知所分寸,「病不儉節」。而更不能忍受者,是蟻民非議政事,如此說話這多年來香港人耳熟能詳。甚至從蟻民中選拔的若干爪牙,若竟敢「面折庭爭」,當然亦難逃遭貶黜之禍。近例如田大少就說過:「今屆政府認為公開批評無建設性,他笑言自己被開除政協一職便是最好例子。」(〈田北俊:政府認為公開批評無建設性〉,《852郵報》,2014年12月12日。http://www.post852.com/%E7%94%B0%E5%8C%97%E4%BF%8A%EF%BC%9A%E6%94%BF%E5%BA%9C%E8%AA%8D%E7%82%BA%E5%85%AC%E9%96%8B%E6%89%B9%E8%A9%95%E7%84%A1%E5%BB%BA%E8%A8%AD%E6%80%A7/

無論換上何等外衣,言詞如何先進,科技如何發達,內裡的思想幾千年未改分毫。外媒,就是看得比較客觀,直言雜種是Emperor Xi,完全把握到其本質。香港人的當前要務,是認清這事實:「我們正對抗一個帝制國家。」中共雖無皇帝之名,但實質已經復辟了。革命,竟是仍未成功。

(余英時先生這篇文章尚有續篇,亦頗能對照時局,下回續。)

文抄:《忽必烈的挑戰》,第6-7、10-13頁。

「至今為止,有關蒙古及其支配的所有歷史,都遭受種種的非難與惡罵。暴力、破壞、殺戮、壓制、搾取、強奪、強制、無知、蒙昧、粗野、野蠻、粗暴、狠辣、奸佞、邪惡、無恥、放縱、不寬容與非文明等等。其中許多中傷都有著明顯的意圖。
……
 但是一般而言,將蒙古當作壞蛋形象來處理最為普及深入的是中國史。…
……
 其相關內容如下--蒙古時代的中國,身為支配者的蒙古蒙昧無知,不能理解高度的中國文化。因此,一直以來支持中國文化的傳統文人與知識份子就陷入懷才不遇的處境。」
杉山正明著,周俊宇譯,《忽必烈的挑戰--蒙古與世界史的大轉向》(クビライの挑戦 モングルによる世界史の大転回),新北市:廣場出版,2012年,第6-7頁。(下文引用從略。)

這麼一說,初中上中史科時,對蒙古的描述的確就是這樣。看《射鵰英雄傳》,也加深了這樣的印象。(《天龍八部》又渲染時代更早的契丹為落後外族之見。)最近有港共提出重設中史科,想必是打算再次教授這種偏頗不實的「歷史」。

不過,現今的年輕人如此「眉精眼企」,又豈是容易受愚弄?此政策就算落實,也只是枉作小人,甚至是自掘墳墓--比如,我相信教夏商周時,一定有學生懷疑:「現今中共大了不止一圈的版圖,究竟從來而來?」而答案亦不難想知,大多是歷代侵略而得,再經長年多番「轉手」而來,並非甚麼「自古以來的固有領土」。

扯得遠了,再繼續記一些有意思的段落。

上引為第一章內容。第二章起首,即以法國漢學家謝和耐(Jacques Gernet)「描寫落入蒙古軍手中前夕南宋首都杭州繁榮景況的《蒙古入侵前夕的中國日常生活》(Daily Life in China on the Eve of the Mongol Invasion, 1250-1276)」(第10頁)的序文作引。

謝氏指蒙古征服中國,令中國精神幻滅、令當時最先進的文明之國遭受深刻打擊、令中國歷史受到重大挫折。

杉山氏簡單有力地駁斥此見。

「謝和耐這本出版於一九五九年的著作,以在中國史甚至世界史上皆是一座高度精煉的文化城市--杭州為題材,將當時彼方中國民眾日常生活的細微之處精采且栩栩如生地再現了。…

 然而,只要遍讀該書,就會留意到幾個奇特之處。那就是在談論南宋時代繁榮杭州的史料方面,除了中國文獻外,還使用了馬可.孛羅(Marco Polo)鄂多立克(Odorico)伊本.巴圖塔(Ibn Battuta)等人的遊記。」
(第11頁)

先停一下。作者已經提示了線索,讀者可想一想,問一問自己:謝氏論述的矛盾處何在?

「特別是馬可.孛羅的敘述,由於其直率有價值,總是被當作最後王牌般地使用。…

…引文處處可見。每次讀到這種文章脈絡,都很難不讓人感到某種無法言喻的奇異之感。誰都知道,馬可.孛羅所來到的是蒙古統治下的東方。他所目睹並留下印象的杭州,也是蒙古統治下的杭州,不可能會是南宋時代的杭州。」(!)(第11-12頁)

「問題在於一般認為馬可.孛羅停留在東方的一二七六年到九二年為止的這段期間,杭州市街與南宋時代『沒有太大變化』的這一點上。

 若是單純來想,蒙古統治下的杭州必須一直和極盡繁華極致的南宋時代『沒有太大變化』才行。也就是說,這種形容會導出蒙古幾乎沒有造成打擊的結論。如果說杭州因蒙古而失去了繁榮,那麼要引用馬可.孛羅的敘述來討論南宋時代的繁華,很明顯地就是自我矛盾。更何況,要引用較馬可.孛羅更晚的伊本.巴圖塔在蒙古軍進駐杭州已經半世紀以後的記敘就更不可能了。

 即使在蒙古到來以後,杭州也一如往昔地持續著繁榮。這是極為簡單的事實。愈是要引用馬可.孛羅等蒙古時代文獻來談杭州的繁榮,就愈是反證所謂『蒙古的打擊』這個一般想法不過是一種虛構。」(第13頁)

看吧!那矛盾處其實甚為明顯,也著實無從辯駁。過往,中史書上蒙古被刻板地描畫成十惡不赦的壞人,只是惡劣不實的誣蔑。也不是說蒙古就這樣忽然一面倒的變成「好人」。實際上,黑白分明地想像世上只分「好人」、「壞人」,本身就反智非常。

上面那幾段,沒有引用罕見難覓的文獻或資料,幾乎都是中史書中本身就有的東西,以往教科書中可能都有,只要細讀、將碎片連繫起來,其實不難發現當中的矛盾。新一代的人,仍會受此蒙蔽嗎?

再說,其實中文科本身亦有其他線索--教中文,難道不教元曲雜劇嗎?

若然民不聊生、終日受壓榨,何來看戲的閒情?戲曲得以發展,其實就證明當時社會昇平,經濟良好,庶民生活穩定,方有餘資養活劇作家和戲子。

以往香港中學教授的傳統中華斷代史觀,充斥各種不合理、矛盾之處,現今資訊發達、網上評論亦多,絕對經不現新一代學子的質疑,只會令「中華」、「中華民族」、「大一統」等概念更快被唾棄。那倒不是壞事,我很贊同。以前讀中史時已發覺,思想發展最多樣、最蓬勃的時代,不正是周室衰弱、列國並立之時嗎?這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大好事。

不過,港共如果仍未完全失智,想清楚後就不會再推中史科了。哈。

(文抄系列,本來就是罐頭稿。不過以前儲起的罐頭,早用完了,也未有生產新品。本週實在想不到題材,唯有現製現賣,是新鮮出爐,未入罐的罐頭餸。)

文武廟隨拍

文武廟一隅
(by Sam Hau;CC BY-NC-SA 3.0 HK

沒有上網睇地圖,只是大概知道在那一區,亂走亂逛,終於找到。

文武廟」,不過是統稱,其實一組有三間。正面望過去,從左到右是「文武廟」、「列聖宮」同「公所」。影相,當然係入「文武廟」。(哩處幾幅都係。)之但係,真正想親眼看看的是「公所」。

丁新豹如是說:

「 在中國的農業社會裡,除城鎮有社學及學宮可供地方縉紳集會外,在鄉村,同姓鄉紳可在宗祠內集議鄉中事務,然而不同姓的鄉村父老,多假土地廟或文武廟集會。在鄉村,廟宇還是賬米、施藥、敬老、恤孤等福利事業的發起機構;且鄉中訴訟紛爭,都由父老在廟內排難解紛,主持公道。香港開埠之初,港府對華人採不干涉政策,來自四面八方的華人,乃集資在市中心興建文武廟,作為聚會中心,主理華人本身事務,文武廟旁的公所,便是公眾聚會的地方,現存的文武廟公所石柱上刻有:

『公爾忘私入斯門貴無偏袒,所欲興家到此地切莫糊塗。』

  可知當日民眾確曾在此斷疑決訟…」(相關處加粗體)
(丁新豹著,《香港早期之華人社會,1841-1870》,香港:香港大學博士論文,1988年,頁184-185。)

到底怎樣判,不得而知,而若是跟隨「傳統」華人標準,例如清官楷模海瑞所講:「凡訟之可疑者,與其屈兄,寧屈其弟」云云… (肯定是讀《萬曆十五年》時讀到的,但刻下書不在手,無從詳細寫明轉引出處。)現代香港人必然難以接受,甚至難以想像。

這麼說吧:如果生於明朝萬曆年間,我在家中屬後輩,明知是海瑞之流判案,根本就不用打官司啦!未升堂已輸了八成,打乜鬼?如此斷案,簡直混帳。說極端一點,換個貪官過唻都可能仲公正少少!

不管「公所」當年究竟如何判案,為華人排解紛爭,又究竟是否公正,都已煙消雲散,今日只餘一個空殼。

文武廟天井
(by Sam Hau;CC BY-NC-SA 3.0 HK
文武廟一隅
(by Sam Hau;CC BY-NC-SA 3.0 HK

小考:張五常沒有讀過《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

不怕諸君見笑,我大學本科是讀經濟的。
引發我讀經濟,而且是到薄扶林讀經濟者--張五常是也。

中五時成績欠佳,轉到一所新學校(名副其實的新學校,是當年剛剛開校的!)讀預科。空堂不少,遂到圖書館打發時間。不知何故,圖書館的張五常著作所藏甚豐,開始讀了覺得有趣,就一本接一本的讀。當時,圖書館有的(大概兩尺厚吧)都讀了一遍。(回想起來,當時還真是清閒得很。依稀記得,黃仁宇系列也是那時候讀的。)

「經濟學真有趣!」當時這麼想。當然,現在也是這麼想的。

我記得,他好像有提過Richard Dawkins《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大概中四、五時有看過中譯本,但當時應該半懂不懂的吧,我想。

當時看到的文章,他究竟是提過那本書的甚麼呢?他是怎麼說的呢?實在想不起來。不過,提這點往事,當然不是毫無理由的。

最近,隨手翻開張五常新修的《經濟解釋(神州增訂版)》,忽地發現他筆下簡述的《自私的基因》,完全不是那一回事!簡直錯得離譜!

(不用亂估了,我認,很多時買了書,未有時間細讀,只是擱在一旁;
 引發此文的那一段落,也是這樣才走漏眼的吧。)

關於經濟的問題,在此不討論,實在只是對他曲解Richard Dawkins的名作看不過眼。

我懷疑,其實他根本沒有讀過《自私的基因》吧!(我不想說他沒有「讀通」。以我看了他的書多年,也讀過一點他的論文,對他的能力絕無懷疑;疑中留情,我寧可相信他只是沒有讀過、道聽塗說。)

我讀到的段落,是這樣的:

「一九七六年,生物學家道金斯發表了《自私的基因》(R. Dawkins, The Selfish Gene),旁徵博引,用了數之不盡的例子證明「自私」是動物與生俱來,是遺傳的,不可更改。這本重要的書啟發了一門新的學問--「生物經濟學」。我的另一位老師赫舒拉發(J. Hirshleifer)是這門新學問的一個主要倡導者。十多年前他來信說,這門學問的發展大有看頭。」
(下劃線及粗體為筆者所加。)
張五常,《經濟解釋 神州增訂版‧卷一:科學說需求》。香港:花千樹,二○一一年(初版:二○○一年;神州增訂版:二○一○年),頁79。

再翻看舊書,原來舊版已經有這一段:

「一九七六年,生物學家道更斯發表了《自私的基因》(R. Dawkins, The Selfish Gene),旁徵博引,用了數之不盡的例子證明「自私」是動物與生俱來,是遺傳的,不可更改。這本重要的書啟發了一門新的學問--「生物經濟學」。我的另一位老師赫舒拉發(J. Hirshleifer)是這門新學問的一個主要倡導者。最近他來信說,這門學問的發展大有看頭。」
(下劃線及粗體為筆者所加。)
張五常,《經濟解釋‧卷一:科學說需求》,第二版。香港:花千樹,二○○二年(初版:二○○一年),頁75。

(記憶中,我是有買初版的,但一時找不到,只好用後來另買,打算放在案頭研讀那一套--原來是第二版,但內容應該大致相同的。)

除了Richard Dawkins的譯名由「道更斯」改成「道金斯」,赫舒拉發(Jack Hirshleifer)來信的日子據印刷時間相應調整,兩處;整段的內容是完全一樣的。

也就是說,由二○○一年至二○一○年,張五常對《自私的基因》這本書的看法應該是一樣的:「旁徵博引,用了數之不盡的例子證明「自私」是動物與生俱來,是遺傳的,不可更改。」

上述引文並非孤例:

「我老是想,是人體細胞內的哪些基因促成那希望傳世的意圖呢?其它動物有沒有這樣的傾向?一九七五年Richard Dawkins發表了重要的《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那本書,說自私是遺傳的,人類與其它動物沒有兩樣。我想,人類喜歡作品傳世與要生養後代也沒有兩樣吧。其它動物也生養後代。是因為自私的基因而生養後代嗎?還是因為生養後代是天生的機能,所以動物不能不自私了。我取後者。這樣看,人類不是因為自私而存在,而是存在的本身含意在自私的基因。由此引申,我們希望自己的作品可以傳世,不是因為自私,而是從生物本身的生養機能帶過來。讀者看得懂嗎?還是我有點老糊塗了?」
(原文為殘體中文,由筆者人手轉換作正體中文;文中別字,一字未改;而且他連《自私的基因》的出版年份都搞錯了;下劃線及粗體為筆者所加。)
張五常,<(2008.04.08)传世的基因(创作闲话,之一)>,張五常新浪博客。最後修改日期:2008年04月08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841af7010090wd.html

認真讀過《自私的基因》者,絕不會這麼說。

張五常經濟常說,學經濟要把握好「概念」;讀《自私的基因》,或許也需要如此。回想一下,經濟、生物、邏輯、科學… 我真的從《自私的基因》中學了不少。

首先要搞清楚書的題目,所謂「自私」(這概念)其實只是應用於「基因」。不過,兩個詞都要解釋一下。

先來說「自私」。

「自私」是有意識的東西才會有的,「基因」不過是一串重複、簡單的分子--一串DNA;說一段DNA有意識、有意圖,似乎太天馬行空了吧!

如果你這樣去理解,真的很天馬行空,但這根本不是書中的意思。就跟經濟學假設人是「自私」一樣,其實人是否都如此「自私」,不知道,也不重要。那不過是一項方便分析的假設而已。事實上,應該說是:無論任何生物(或類生物的東西?),只要被放在一個資源稀缺的環境,就會展現出「如同自私」一般的行為;當然會有例外,但例外就會被淘汰;那剩下來可以看到的,當然就是看起來是「自私」,或曰展現出「自私行為」那些了。

經濟學和生物學的相似之處,我不只是我說的:

“Consider, first, the simplest type of biological evolution. Plants “grow" to the sunny side of buildings not because they “want to" in awareness of the fact that optimum or better conditions prevail there but rather because the leaves that happen to have more sunlight grow 8 Also suggested is another way to divide the general problem discussed here. The process and rationale by which a unit chooses its actions so as to optimize its situation is one part of the problem. The other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anges in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consequent observable results, i.e., the decision process of the economic society. The classification used in the text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is but differs in emphasizing the degree of knowledge and foresight. faster and their feeding systems become stronger. Similarly, animals with configurations and habits more appropriate for survival under prevailing conditions have an enhanced viability and will with higher probability be typical survivors. Less appropriately acting organisms of the same general class having lower probabilities of survival will find survival difficult. More common types, the survivors, may appear to be those having adapted themselves to the environment, whereas the truth may well be that the environment has adopted them. There may have been no motivated individual adapting but, instead, only environmental adopting."
Armen A. Alchian. “Uncertainty, Evolution, and Economic Theor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58, No. 3 (Jun., 1950), pp. 211-221

這麼有趣的段落,是張五常的老師艾智仁(Armen A. Alchian)寫的。

回到《自私的基因》,說基因「自私」,是甚麼意思呢?基因本身有沒有意識?不知道,多半沒有,應該沒有,但不重要。基因有「複製」的能力,但世界只得這麼大,資源必然是稀缺的,故此會有競爭,而競爭的結果是:能存活下來的,必然是展現出「自利」、「自私」行為那些「基因」。

我一直都含糊其辭,只說「基因是一段DNA」,又是否真的符合書中意思呢?其實我是刻意為之,因為書中本就如此,最初是定義得含糊一點,後來才再說清楚。我相信這是Dawkins寫故事的方式,我當時也覺得他說得很清楚,就跟隨他的做法了。

“The definition I want to use comes from G. C. Williams. A gene is defined as any portion of chromosomal material that potentially lasts for enough generations to serve as a unit of natural selection."
Richard Dawkins. The Selfish Gene. 30th Anniversary Edition 2006. Repri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28.

其實眼尖的讀者會發覺,更深層的含意已經隱含其中;但吾也愚魯,是讀到後來才越來越清楚的:

“What is the selfish gene? It is not just one single physical bit of DNA. Just as in the primeval soup, it is all replicas of a particular bit of DNA, distributed throughout the world. If we allow ourselves the licence of talking about genes as if they had conscious aims, always reassuring ourselves that we could translate our sloppy language back into respectable terms if we wanted to, we can ask the question, what is a single selfish gene trying to do? It is trying to get more numerous in the gene pool. Basically it does this by helping to program the bodies in which it finds itself to survive and to reproduce. But now we are emphasizing that ‘it’ is a distributed agency, existing in many different individuals at once. The key point of this chapter is that a gene might be able to assist replicas of itself that are sitting in other bodies. If so, this would appear as individual altruism but it would be brought about by gene selfishness."
Richard Dawkins. The Selfish Gene. 30th Anniversary Edition 2006. Repri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88.

其實整本書最重要的概念,即在其中。

是,這本書是以「基因是自私的」為出發點,但實際上是要解釋:「自私的基因」怎樣推導出生物「利他」、「合作」的行為!跟張五常提到,說「自私」是「與生俱來,是遺傳的,不可更改」,大相逕庭!

而若然他有認真讀過《自私的基因》,也不會因為這本書而問:「人體細胞內的哪些基因促成那希望傳世的意圖呢?」

Dawkins的書中,有一章是說這回事的:

“But do we have to go to distant worlds to find other kinds of replicator and other, consequent, kinds of evolution? I think that a new kind of replicator has recently emerged on this very planet. It is staring us in the face. It is still in its infancy, still drifting clumsily about in its primeval soup, but already it is achieving evolutionary change at a rate that leaves the old gene panting far behind.
The new soup is the soup of human culture. We need a name for the new replicator, a noun that conveys the idea of a unit of cultural transmission, or a unit of imitation. ‘Mimeme’ comes from a suitable Greek root, but I want a monosyllable that sounds a bit like ‘gene’. I hope my classicist friends will forgive me if I abbreviate mimeme to meme If it is any consolation, it could alternatively be thought of as being related to ‘memory’, or to the French word même. It should be pronounced to rhyme with ‘cream’."
Richard Dawkins. The Selfish Gene. 30th Anniversary Edition 2006. Repri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192.

這就是「meme」的起源。

在同一章,他更這麼說:

“When we die there are two things we can leave behind us: genes and memes. We were built as gene machines, created to pass on our genes. But that aspect of us will be forgotten in three generations.

But if you contribute to the world’s culture, if you have a good idea, compose a tune, invent a sparking plug, write a poem, it may live on, intact, long after your genes have dissolved in the common pool. Socrates may or may not have a gene or two alive in the world today, as G. C. Williams has remarked, but who cares? The meme-complexes of Socrates, Leonardo, Copernicus and Marconi are still going strong."
Richard Dawkins. The Selfish Gene. 30th Anniversary Edition 2006. Repri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199.

所以,如果認真地讀過,而同意Dawkins的說法,或許會說:「受腦內的meme所驅使,希望其可廣為流佈,以傳後世。」

或許也是我無聊寫blog的原因吧。

破:"John Lennox – God is Irrelevant: Discuss"

聞說有「名人」到港大講學,內容「修理」Richard Dawkins。本來覺得,反正都是欺世盜名之輩,還是不要找來看了,免得又想撰文回應,太費事。不過,思來想去,還是覺得應該再給對方一次申辯的機會,可能真有一兩點可供思考,就找來看了。

講座資料:
God is Irrelevant: Discuss – Prof. John Lennox (Oxford University, UK)
Big Idea Lecture at HKU
7pm, Monday 9 September 2013.
http://www.faith.hku.hk/god_is_irrelevant.html

連結內有錄像,我就是在那裡看的。先旨聲明,我只看了「正文」部份,問答沒有看。原因很簡單,我看了不一會已覺得無聊透頂,只是硬著頭皮捱過去,最終更覺得浪費了一小時生命!

為了令那一小時生命不致完全浪費掉,我決定再花點時間,好好整理回應一下,起碼算有點貢獻。

本文的計劃是這樣的:

一小時長的演說,大大小小的論點,說多不是極多,但也不少,全部一一回應太費事。(而且沒有謄本,很難處理。)我只會選擇我認為是其論說重心的部份,及另一些我特別在意(主要是覺得可笑、或其說法不公道)的部份。另外,有一些論點他在演說中或未有完整闡述,為表公道,我也會以其文章作準,以確定其意,再行破之。

===

其之一:

Lennox:「無神論者宣稱『神』是『不相關(irrelevant)』的,但『○○是不相關』這陳述本身是無意義的,因為『不相關(irrelevant)』必然要是『跟XX不相關(irrelevant to xx)』。」

這是明顯的誤導,嘗試抹黑對手犯了低級錯誤。我找到一篇文章,他是寫得比較好、比較完整,我下文會再處理,但他在演說中如此宣稱,則完全是無聊的抹黑。我找到的那篇文章,他有提過Lawrence Krauss,我假設他仍是在回應Krauss,現在就來Krauss實際上是怎麼說的:

“J.B.S. Haldane, an evolutionary biologist and a founder of population genetics, understood that science is by necessity an atheistic discipline. As Haldane so aptly described it, one cannot proceed with the process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if one assumes a “god, angel, or devil" will interfere with one’s experiments. God is, of necessity, irrelevant in science." (emphasis added.)
Lawrence Krauss, “God and Science Don’t Mix."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26, 2009, 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24597314928257169.html.

Krauss實際上有沒有犯Lennox宣稱的低級錯誤,可謂彰彰明甚,我相信無須多說。

其之二:

Lennox:「無神論者宣稱『神』只是人創造的概念,所以是『不相關』的、是『危險』的。」

引力」是人類創造的概念,不過是一個經驗證、可靠、可觀察、有用、可解釋現象的概念。認為「因為『引力』只是人創造的概念,所以是『不相關』的、是『危險』的。」的無神論者,我沒有見過。

其實他不過是偷換概念,打稻草人

無人反對「人創造的概念」,但對於「並非基於邏輯、證據,而宣稱為事實」的概念,就有反對的理由。

科學其實完全不神秘。

我們日常生活、或討論任何事情,都建基於邏輯、證據;科學,不過是以同一樣的態度,用更規範的方式,應用於觀察、描述、解釋自然。而科學的理論,亦需要經過實驗,搜集證據,以驗證其是否可靠。從方法論而言,科學不能「證實」任何事,但如果一套理論經多番驗證,而仍未被證據推翻,那就表示其可靠可信。

這是為甚麼「神」這個概念,是「不相關」的。

而其「危險」,則在於對超自然的「信仰」,並非基於邏輯和證據,變相鼓吹一種「非理性」的思考,危害科學的發展、人類的進步。

我可能不夠代表性。既然Lennox是針對無神論者放話,又幾次點名提到Richard Dawkins,我就引用Dawkins:

“As a scientist, I am hostile to fundamentalist religion because it actively debauches the scientific enterprise. It teaches us not to change our minds, and not to want to know exciting things that are available to be known. It subverts science and saps the intellect.

Fundamentalist religion is hell-bent on ruining the scientific education of countless thousands of innocent, well-meaning, eager young minds. Non-fundamentalists, ‘sensible’ religion may not be doing that. But it is making the world safe for fundamentalism by teaching children, from their earliest years, that unquestioning faith is a virtue."
Richard Dawkins. The God Delusion. 2006. Reprint. London: Black Swan, 2007. pp. 321-323.

Dawkins在《The God Delusion》書中,也提到Kurt Wise作例子。此例極佳,我也「無恥」地照樣引用,以顯示迷信對科學的禍害:

“Although there are scientific reasons for accepting a young earth, I am a young-age creationist because that is my understanding of the Scripture. As I shared with my professors years ago when I was in college, if all the evidence in the universe turned against creationism, I would be the first to admit it, but I would still be a creationist because that is what the Word of God seems to indicate. Here I must stand."
John Ashton, ed. In Six Days: Why 50 Scientists Choose to Believe in Creation. Sydney: New Holland.
原本應該是一本文章結集的內容,這一篇應該是由Kurt Wise寫的,但我沒有書在手,所以不能指出頁數;剛剛寫的出處,是轉引自《The God Delusion》;而引文內容,則引自網頁:
http://www.answersingenesis.org/articles/isd/kurt-wise

其之三:

Lennox:「無神論者宣稱『神』跟『聖誕老人』都只是童話,但我只見過有成年人公開宣稱相信『神』,但從沒見過有成年人公開宣稱相信『聖誕老人』的。」

乍看,他今次似乎沒有刻意誤導,無神論者的確是有將「神」歸類於「童話」、「神話」。

Richard Dawkins:

“A beautiful child close to me, six and the apple of her father’s eye, believes that Thomas the Tank Engine really exists. She believes in Father Christmas, and when she grows up her ambition is to be a tooth fairy. She and her schoolfriends believe the solemn word of respected adults that tooth fairies and Father Christmas really exist. This little girl is of an age to believe whatever you tell her. If you tell her about witches changing princes into frogs, she will believe you. If you tell her that bad children roast forever in hell, she will have nightmares. I have just discovered that without her father’s consent this sweet, trusting, gullible six-year-old is being sent, for weekly instruction, to a Roman Catholic nun. What chance has she?

If religious arguments are actually better than Russell’s teapot, let us hear the case. Otherwise, let those who call themselves agnostic with respect to religion add that they are equally agnostic about orbiting teapots. At the same time, modern theists might acknowledge that, when it comes to Baal and the Golden Calf, Thor and Wotan, Poseidon and Apollo, Mithras and Ammon Ra, they are actually atheists. We are all atheists about most of the gods that humanity has ever believed in. Some of us just go one god further."
Richard Dawkins. A Devil’s Chaplain: Selected Essays. 2003. Reprint. London: Phoenix, 2004. pp. 151-178.

Daniel Dennett

“Belief in belief in God makes people reluctant to acknowledge the obvious: that much of the traditional lore about God is no more worthy of belief than the lore about Santa Claus or Wonder Woman."
Daniel Dennett. Breaking the Spell. 2006. Reprint.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7. p. 210.

同樣是並非基於證據、邏輯的迷信,「神」、「聖誕老人」、「牙仙」,的確是同一類別。

咦?不過說了一堆,難道他只是單純地陳述一下無神論者的意見而已嗎?前半句的確是這樣,問題出在後半句。

他說了自己觀察到的現象:「有成年人宣稱信『神』,沒有成年人宣稱信『聖誕老人』。」雖然他沒有進一步闡釋,但很明顯,他是想聽眾自己得出如下的印象及推論:

「聖誕老人」是童話,所以成年人不信;
然則,成年人都相信的「神」,自然不是童話。

甚至可能推論:

既然成年人相信「神」,不相信「聖誕老人」,
正表示「神」比「聖誕老人」可信。

這是謬論。

其實,是否「童話」根本不相干。Dawkins和Dennett其實是指出,「神」、「聖誕老人」、「童話」,都不過是虛構的迷信--在這一點,這幾件事的本質相同。

而成年人為甚麼會敢於宣稱「相信神」,而不會宣稱「相信聖誕老人」,其實有更簡單合理的解釋:因為同樣迷信前者的人很多。如果你深信一樣,只有你自己相信的迷信,說出來不過惹人恥笑,甚至被認為是精神病患;但如果你相信的迷信,原來有很多同道,被嘲弄的機會自然低得多,也就敢於承認了。

例子有很多,比如:風水、星相、占卜…

或者,我可模仿其說法,以示其謬。

假如我說:「Richard Dawkins宣稱,『順勢療法(Homeopathy)』和『飲符水』都只是迷信,但我只見過有成年人公開宣稱相信『順勢療法』,但從沒見過有成年人公開宣稱相信『飲符水』的。」

我是否已「證明」:

一、 「順勢療法」不是迷信;及,
二、 「順勢療法」比「飲符水」可信。

當然不能!我頂多是觀察到一個社會現實,原來相信「順勢療法」的人,比相信「飲符水」的人多,但這現象本身不能支持哪一個說法比較可信!

請讀者自行參閱有關「順勢療法」的維基頁,當中有引述不少科學研究結果。舉其重要者:一,「順勢療法」所開的「藥劑」,經測試跟清水毫無分別;二,所謂「療效」,很可能不過是「安慰劑效果(Placebo Effect)」。

也就是說,跟「飲符水」無甚差別。
(噢!當然,符水可能有灰,可能是有害的;但也有些做法,不過是唸個咒,將燒著的符在一碗水上繞幾圈,實際上只是一碗清水。)

將「順勢療法」類比於「飲符水」,是講其「迷信」的本質,及根本無可驗證效用而言,是一樣的。指出相信前者的成年人比後者多,根本不是恰當的論證。

其之四:

Lennox:「根據一項綜合分析(Meta Analysis),調查發現,信『神』/有『信仰』的人,比較開心、較健康、患抑鬱症機會較低、自殺率較低… 這不正正能夠證明,有『神』在看顧這些信徒嗎?」

不能。

我夠膽猜想:「如果進行調查,應該會發現自稱『樂觀』的人,較自稱『悲觀』的人開心、健康、患抑鬱症機會較低、自殺率較低…」

問題是,這樣的研究結果,能不能夠證明:「自稱『樂觀』的人,其『樂觀』的看法是有根據的?」不能!為甚麼不能?

很簡單,那研究不過是揭示「A跟B」有相關性,但沒有解釋為甚麼會出現這種相關性,更沒有任何證據支持「A」那種想法是真實的。

且容我再舉一個誇張、荒誕的說法:「如果進行調查,應該會發現相信『養黑狗可以驅鬼逐邪』的人,比較少遭遇入屋爆竊。這不正正能夠證明,養黑狗可以驅鬼、可以驅走厄運嗎?」

就算前半隨口說對了,也引申不出後半句。很可能,不過是因為相信「養黑狗可以驅鬼逐邪」的人,不少都真是養了狗,而養了狗,就阻嚇了一些匪徒,如此而已。跟「養黑狗可以驅鬼逐邪」是否為真,毫不相干。

其之五:

Lennox:「妄想(Delusion),是一個精神科名詞。Richard Dawkins根本不是精神科專家,他宣稱『相信神』是妄想,根本毫不科學。我曾求教於一位著名精神科專家,該專家認為『相信神』不是妄想。」

隨意訴諸權威,不是理性討論的方法,倒不如實際行動,去了解一下甚麼是「妄想(Delusion)」。

第一站,是維基

那頁的若干討論很有趣,但引用的資料多是要到圖書館才能找到,現在一時之間要找可有點困難,唯有用其他資料重構一次相近的討論。(其實都是從那一頁找到的相關資料。)

“F22.0 Delusional disorder
A disorder characterized by the development either of a single delusion or of a set of related delusions that are usually persistent and sometimes lifelong. The content of the delusion or delusions is very variable. Clear and persistent auditory hallucinations (voices), schizophrenic symptoms such as delusions of control and marked blunting of affect, and definite evidence of brain disease are all incompatible with this diagnosis. However, the presence of occasional or transitory auditory hallucinations, particularly in elderly patients, does not rule out this diagnosis, provided that they are not typically schizophrenic and form only a small part of the overall clinical pictur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F22.0 Delusional disorder" International Statistic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and Related Health Problems, 10th Revision (ICD-10). 2010. rel="nofollow"http://apps.who.int/classifications/icd10/browse/2010/en#/F22

似乎無甚幫助,比「妄想症就是有妄想」的套套邏輯(Tautology)好不了多少。

試試看另一份資料:

“MeSH Heading Delusions
Tree Number F01.145.126.200
Annotation this is the French “délire"; do not confuse with ILLUSIONS
Scope Note A false belief regarding the self or persons or objects outside the self that persists despite the facts, and is not considered tenable by one’s associates."
United States 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 Medical Subject Headings. 2013. http://www.nlm.nih.gov/cgi/mesh/2013/MB_cgi?field=uid&term=D003702

這個似乎定義得清楚一點。其中兩點元素值得留意:
 一、 錯誤/不真實/假的信念(False Belief)
 二、 朋輩並不認為該信念站得住腳(Not considered tenable by one’s associates)

顯然,一種信念/信仰是否「妄想(Delusion)」,其實很視乎作評估者本身的主觀信念/信仰,及社會/社區的普遍看法。

如果作評估者本身就是「信神」的,他/她當然不會認為「信神」是錯誤的信念,自然不會得出「信神」是「妄想」的結論!甚至,如果受評估者身處普遍「信神」的社會,其朋輩當然亦不會認為其信念站不住腳,自然不會得出「信神」是「妄想」的結論!

然則,Dawkins的書題--《The God Delusion》--就很容易理解了。他正是要論證:「信神」是錯誤的信念,該信念是站不住腳的。而如果能成功證明該兩者,(及證明信者即使面對相反的證據,仍然堅信其錯誤的信念,)則可證其符合「妄想」的定義。

Lennox的指控根本無稽至極。

又,Richard Dawkins其實在《The God Delusion》的序,已經拆解了這個問題,Lennox顯然是有意無意的忽視了。

“The word ‘delusion’ in my title has disquieted some psychiatrists who regard it as a technical term, not to be bandied about. Three of them wrote to me to propose a special technical term for religious delusion: ‘relusion’. Maybe it’ll catch on. But for now I am going to stick with ‘delusion’, and I need to justify my use of it. The Penguin English Dictionary defines a delusion as ‘a false belief or impression’. Surprisingly, the illustrative quotation the dictionary gives is from Phillip E. Johnson: ‘Darwinism is the story of humanity’s liberation from the delusion that its destiny is controlled by a power higher than itself.’ Can that be the same Phillip E. Johnson who leads the creationist charge against Darwinism in America today? Indeed it is, and the quotation is, as we might guess, taken out of context. I hope the fact that I have stated as much will be noted, since the same courtesy has not been extended to me in numerous creationist quotations of my works, deliberately and misleadingly taken out of context. Whatever Johnson’s own meaning, his sentence as it stands is one that I would be happy to endorse. The dictionary supplied with Microsoft Word defines a delusion as ‘a persistent false belief held in the face of strong contradictory evidence, especially as a symptom of psychiatric disorder’. The first part captures religious faith perfectly. As to whether it is a symptom of a psychiatric disorder, I am inclined to follow Robert M. Pirsig, author of Zen and the Art of Motorcycle Maintenance: ‘When one person suffers from a delusion, it is called insanity. When many people suffer from a delusion it is called Religion.'"
Richard Dawkins. The God Delusion. 2006. Reprint. London: Black Swan, 2007. pp. 27-28.

其之六:

Lennox:「無神論者宣稱的『神』,只是『用以解釋人類知識空白的神(God of the gaps)』,我同樣不相信這樣的『神』,我相信的『神』是『主宰全局的神(God of the whole show)』。」

的確,在我的眼中,所謂「神」或「超自然」,不過是用以填補知識空白的迷信;我正是認為,科學、理性能逐步解開自然的奧秘,根本就不需要任何迷信。從這方面而言,他頗忠實地把握到要點。

問題,同樣出在下半句。他口中的「主宰全局的神(God of the whole show)」究竟是甚麼東西?隨便拋一個聽起來厲害、宏大、但內容空洞的名詞,不能代替論證。

我嘗試過找他其他文章或演講謄本,這是其中一段:

“And what do we mean by God? What I have discovered, for many of my scientific colleagues is they think I believe in a God, who is a God of the gaps. That is: I can’t explain it, therefore God did it. Now, if you believe in a God of the gaps, like that, it’s clear you have to choose between science and God. Because God, by definition, is the explanation for the things that science hasn’t yet explained. So, in the ancient world, when they didn’t understand atmospheric physics, they thought the thunder was a roaring of the gods. If you believe that simply: I can’t explain it; God did it- then you must choose between God and science. God is the God of the whole show: the bits we understand and the bits we don’t understand. And of course, that kind of argument does not apply to the God who is revealed to us in the Bible." (emphasis added.)
“Is God Relevant? Oxford Professor John Lennox at Tulane University," last modified May 16, 2013. http://rodiagnusdei.wordpress.com/2013/05/16/45254/

原來他口中的「主宰全局的神」,據他自己的說法,是包括:「我們明白的部份(the bits we understand),及我們不明白的部份(the bits we don’t understand)。」

我仍然不明白,因為:「我們明白的部份」,就是我們現知、已知,用科學能解釋的部份;而「我們不明白的部份」,不就正正是「用以解釋人類知識空白的神」,不就正正是科學暫未能解釋,但可以用科學方法繼續探求,將來或許能解釋的部份嗎?

結果,「科學」都是成功的擠走了「神」!

可能他在演說中的表現不好?這次,不再用演講謄本,只用書面文章吧。結果,我找到另一段文字,跟他另一個論點相關,也跟我在「其之一」答應過,要給他一個機會翻案那一點相關。

其之七:

Lennox:「無神論者宣稱『科學』能夠給一個『解釋』,但其實那只是其中一個面向的『解釋』。『工程學』能夠解釋一部『福特汽車』為甚麼存在/怎樣運作;但『亨利福特(Henry Ford)』同樣能解釋一部『福特汽車』為甚麼存在。這是兩種不同的『解釋』,前者說明其『機理』,後者說明其『起因』。」

我在「其之一」說過,他其實有寫得比較清楚的文章,我答應過會引用,給他一個機會翻案,我現在就來引用了。

“What does Krauss mean by “more relevant than God?" Relevant to what? Clearly the Higgs particle is more relevant than God to the question of how the universe works. But not to the question why there is a universe in which particle physics can be done. The internal combustion engine is arguably more relevant than Henry Ford to the question of how a car works, but not for why it exists in the first place. Confusing mechanism and/or law on the one hand and agency on the other, as Krauss does here, is a category mistake easily made by ignoring metaphysics.
Krauss does not seem to realize that his concept of God is one that no intelligent monotheist would accept. His “God" is the soft-target “God of the gaps" of the “I can’t understand it, therefore God did it" variety. As a result, Krauss, like Dawkins and Hawking, regards God as an explanation in competition with scientific explanation. That is as wrong-headed as thinking that an explanation of a Ford car in terms of Henry Ford as inventor and designer competes with an explanation in terms of mechanism and law. God is not a “God of the gaps", he is God of the whole show."
John Lennox. “Not the God of the Gaps, But the Whole Show," The Christian Post, August 20, 2012, http://www.christianpost.com/news/the-god-particle-not-the-god-of-the-gaps-but-the-whole-show-80307/

他不止一次用這個論點,另一次是批評Stephen Hawking。

“What Hawking appears to have done is to confuse law with agency. His call on us to choose between God and physics is a bit like someone demanding that we choose between aeronautical engineer Sir Frank Whittle and the laws of physics to explain the jet engine.
That is a confusion of category. The laws of physics can explain how the jet engine works, but someone had to build the thing, put in the fuel and start it up. The jet could not have been created without the laws of physics on their own – but the task of development and creation needed the genius of Whittle as its agent.
Similarly, the laws of physics could never have actually built the universe. Some agency must have been involved."
John Lennox. “As a scientist I’m certain Stephen Hawking is wrong. You can’t explain the universe without God," Daily Mail, September 3, 2010, http://www.dailymail.co.uk/debate/article-1308599/Stephen-Hawking-wrong-You-explain-universe-God.html

多番循環再用的論點,估計是他自信很有力、很強的論點吧。

我先簡單拆解一下他的論證過程:

一、 科學解釋了事物的運作機理;但,
二、 科學沒有解釋創造事物的起因/創造者;而,
三、 事物必然有起因/創造者;故,
四、 「神」就是事物的起因/創造者。

且容我重申一次,從無神論者的角度看,從現代科學的角度看,我們的說法正正就是:宇宙(及其規律)是可以由無到有,自發自生,不需要有「創造者」;而無機的事物,也可由自然的規律,自行演變,不需要有「設計者」。

而他的所謂「論證」,就先行假設以下兩個前提:
 一、 事物必然有起因/創造者;及,
 二、 「神」必然就是事物的起因/創造者。
但這兩點,根本就是爭論的焦點!

這是典型的丐題/乞題(Begging the Question)謬誤」

(順帶一提,其實他論說:「科學不能解釋起因/創造者,所以要以『神』去解釋」,不正正是他早前說他也不相信的「用以解釋人類知識空白的神[God of the gaps]」嗎?真諷刺。)

又,他所謂要以「神」去解釋事物的起源,是老掉牙的舊招數;更伴以神論者最喜歡的「機械必需要有設計者/創造者」論。同樣的招數,已不知被拆解多少次了。

經典的例子是「鐘錶匠類比(Watchmaker Analogy)」,可歸結為兩點:
 一、 如鐘錶般複雜的事物,必然有設計者;及,
 二、 同樣(或更)複雜的事物,如生物、如宇宙,則必然有設計者(暗示為「神」)。

甚至,可以濃縮為一句:
 「有相當複雜程度的事物,
  如鐘錶、如生物、如宇宙,
  必然有一智慧設計者--『神』。」
其實根本同樣有「丐題/乞題謬誤」。

關於這一類招數,Richard Dawkins寫了一整本書,以生物學作回應(當然,其實「回應」只是配菜,講解演化論才是主角)--《The Blind Watchmaker》。我將會抽取這本書結尾的其中幾段作回應:

“We have dealt with all the alleged alternatives to the theory of natural selection except the oldest one. This is the theory that life was created, or its evolution master-minded, by a conscious designer. It would obviously be unfairly easy to demolish some particular version of this theory such as the one (or it may be two) spelled out in Genesis. Nearly all peoples have developed their own creation myth, and the Genesis story is just the one that happened to have been adopted by one particular tribe of Middle Eastern herders. It has no more special status than the belief of a particular West African tribe that the world was created from the excrement of ants. All these myths have in common that they depend upon the deliberate intentions of some kinds of supernatural being.
At first sight there is an important distinction to be made between what might be called ‘instantaneous creation’ and ‘guided evolution’. Modern theologians of any sophistication have given up believing in instantaneous creation. The evidence for some sort of evolution has become too overwhelming. But many theologians who call themselves evolutionists, for instance the Bishop of Birmingham quoted in Chapter 2, smuggle God in by the back door: they allow him some sort of supervisory role over the course that evolution has taken, either influencing key moments in evolutionary history (especially, of course, human evolutoinary history), or even meddling more comprehensively in the day-to-day events that add up to evolutionary change.
We cannot disprove beliefs like these, especially if it is assumed that God took care that his interventions always closely mimicked what would be expected from evolution by natural selection. All that we can say about such beliefs is, firstly, that they are superfluous and, secondly, that they assume the existence of the main thing we want to explain namely organized complexity. The one thing that makes evolution such a neat theory is that it explains how organized complexity can arise out of primeval simplicity.
If we want to postulate a deity capable of engineering all the organized complexity in the world, either instantaneously or by guiding evolution, that deity must already have been vastly complex in the first place. The creationist, whether a naive Bible-thumper or an educated bishop, simply postulates an already existing being of prodigious intelligence and complexity. If we are going to allow ourselves the luxury of postulating organized complexity without offering an explanation, we might as well make a job of it and simply postulate the existence of life as we know it!"
Richard Dawkins. The Blind Watchmaker. 1986. Reissue.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6. p. 316.

其之八:

Lennox:「無神論者宣稱『科學』能夠給一個『解釋』,但其實那只是其中一個面向的『解釋』。『科學』能夠解釋『引力』怎樣運作(How gravity works.),但不能『解釋』到底『引力』是『甚麼』(What gravity is.)。」

出到這一招,我相信他已經露了底牌。

這一點,或許用一段想像的對話會比較容易處理--

神論者: 你說科學解釋了「引力」,那到底「引力」是甚麼?
科學迷: 「引力」就是兩樣,或多樣,有質量的物體會互相吸引。質量越大,吸引力越大,反之亦然。距離越遠,吸引力則越弱,反之亦然。
神論者: 那只是「引力」怎樣「運作」,但到底「引力」是甚麼?
科學迷: 以廣義相對論(General Relativity)的角度看,「引力」其實可以看成是「時空」彎曲而引致的現象。有質量的物體,會令「時空」彎曲;而「時空」被彎曲後,物體順著最短路徑運動,就形成「被吸引」的表象。
神論者: 你仍然只是說明了「引力」是怎樣「運作」,但到底「引力」是甚麼?「引力」的「本質」是甚麼?

一來,我的科學知識也差不多見底了(謎之聲:「差不多個屁,根本就是見底了,別自吹自擂了!」),很難繼續寫下去。二來,再寫下去其實也沒有意義。

所謂「是甚麼」、「本質」,其實不過是一個空洞無物的問題。這個問題,是可以持續不停地問下去的,可以繼續追問任何陳述,但實際上根本不會有任何答案。

且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神論者: 科學不能解釋宇宙到底是甚麼,但「神」可以。
好事者: 那「神」到底是甚麼?
神論者: 「神」就是創造萬物者。
好事者: 你不過又拋出一個又一個空洞的名詞,那「神」到底是甚麼?「神」的「本質」是甚麼?

追問「是甚麼」、追問「本質」的人,其實從來不是真誠的要得到解答,而只是想聽到「某一個答案」、那人「心目中的答案」,聽到那個答案,就自然會停;但其實,那絕不是終點,因為根本沒有終點,這是可以無窮盡地追問下去、無聊空洞的詰問。

其之九:

Lennox:「無神論者宣稱我們(人類)不過是由『無意識的宇宙運作(mindless cosmic process)』所形成。然則,『人類的價值(human value)』、『人類的尊嚴(human dignity)』、『道德』到底可從何而來?」

這一點經常出現,不少神論者經常重複這一論點,他自己本身也在其他文章寫過:

“Just as strong is the obvious reality that we are moral beings, capable of understanding the difference between right and wrong. There is no scientific route to such ethics.
Physics cannot inspire our concern for others, or the spirit of altruism that has existed in human societies since the dawn of time.
The existence of a common pool of moral values points to the existence of transcendent force beyond mere scientific laws. Indeed, the message of atheism has always been a curiously depressing one, portraying us as selfish creatures bent on nothing more than survival and self-gratification."
John Lennox. “As a scientist I’m certain Stephen Hawking is wrong. You can’t explain the universe without God," Daily Mail, September 3, 2010, http://www.dailymail.co.uk/debate/article-1308599/Stephen-Hawking-wrong-You-explain-universe-God.html

他是錯的。

「人類的價值」、「人類的尊嚴」、「道德」等概念的發展、演變,有很多因素(甚至有一些隨機、武斷的成份,未必能夠解釋;能不能解釋,並不代表「超自然力量」就是可接受的替代理論。),要一一用科學完整地解釋,可能超乎人力所及,這是執行上的困難。

不過,建構「道德」的基礎,正是生物學有能力解釋的。

請注意,我絕不是說「基因(gene)」可以完整地解釋「道德」--起碼,還要考慮「meme」,及其他偶然的因素。

且引一段Dennett:

“It must be true that there is an evolutionary explanation of how our memes and genes interacted to create the policies of human cooperation that we enjoy in civilization–we haven’t figured our all the details yet, but it must be true unless there are skyhooks in the offing–but this would not show that the result was for the benefit of the genes (as principal beneficiaries). Once memes are on the scene, they, and the persons they help create, are also potential beneficiaries."
Daniel Dennett. Darwin’s Dangerous Idea.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5. p. 470.

我只是說,「基因」及「演化」,可以解釋「道德的雛型」,而這個「雛型」,理論上也可以完全「自然」的方式,演化成今日的樣子。

生物學的解釋,我就斗膽嘗試用三言兩語述明:

生物的個體,是承載其基因的機器;但純粹對個體本身最有利的「自利」行為,未必最符合基因複製、繁衍的目的。如果一個基因,可導致該個體作某些行為,而那行為能有利於該基因複製、繁衍,則該基因就能繁盛;舉例如有「甲基因」,可令携此基因的個體,作出有利其他同樣携有「甲基因」個體的「利他」行為,則有助「甲基因」複製、繁衍。而最明顯的狀況,就是血親之間,正是適合這種基因生存的環境。

我只是作個粗略的概述,更詳盡的解釋,我還是推薦Richard Dawkins的《The Selfish Gene》。或者,也可嘗試讀W. D. Hamilton,雖然有一般人比較難讀的數學部份,但整體而言也是非常好讀、有趣的。其實,我剛剛寫好了上一段之後,再翻看Hamilton的文章,就發現他以更清晰的文字,寫過這樣的概述。我幾乎想立刻刪去自己那段拙劣的文字。但再想,還是留著吧,待我下文引用Hamilton時,讀者就能更清楚看到他寫得多好(比我好太多):

“As a simply but admittedly crude model we may imagine a pair of genes g and G such that G tends to cause some kind of altruistic behavior while g is null. Despite the principle of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the ultimate criterion which determines whether G will spread is not whether the behavior is to the benefit of the behaver but whether it is to the benefit of the gene G; and this will be the case if the average net result of the behavior is to add to the gene-pool a handful of genes containing G in higher concentration than does the gene-pool itself. With altruism this will happen only if the affected individual is a relative of the altruist, therefore having an increased chance of carrying the gene, and if the advantage conferred is large enough compared to the personal disadvantage to offset the regression, or ‘dilution,’ of the altruist’s genotype in the relative in question."
W. D. Hamilton. “The Evolution of Altruistic Behavior." The American Naturalist Vol. 97, No. 896 (Sep. – Oct., 1963), pp. 354-356.

「利他」的行為,正是「道德」之源,而這個起源,生物學是能夠解釋的。

其之十:

Lennox:「無神論者宣稱科學是基於『理性』、『邏輯』,但其實更重要的一點--是『信念』,相信自然必然有一套可供發現的規律。而創制這套規律的,只能是『神』。」

後半句跟前文部份相似,不再重複了。

前半句,其實頗有趣,倒真的是值得回應。

我有兩款回應:一款,是我常用的,但可能不少人認為是瑣屑無聊,甚至是「套套邏輯」;另一款,是剛想到的,我自覺比較有趣,也是本文最有新意的一點,令我覺得寫本文不致毫無意義。

先來第一款。

我稱之為「買六合彩原則」。

誰都知道,「買六合彩」是很難中的。(至於有多難中,截至本文撰寫時,六合彩有四十九個號碼,每期抽六個號碼,故共有13,983,816個可能組合。如果只買一注,中獎的機會就是1/13,983,816。形象化一點想像,如果全香港7,154,600人(2012年年中數字)每人買一注,每一注都是不同的組合。有人中獎的機會也只得五成多一點。)

不過,你買六合彩的時候,總得假設自己可能會中獎;否則,就不會買了。換個說法,如果我告訴你(而你知道我說的會成真)你買六合彩,是一定不會中獎的。那你還會買嗎?當然不會吧!買來有甚麼意思?

我們來想像一下,宇宙可能有甚麼特性。

宇宙可能是:
 一、 根據某種規律/邏輯運行;或,
 二、 沒有任何規律/邏輯可言。

如果是第二種宇宙,這樣的宇宙本身沒有任何不妥,更可能頗為有趣(當然也可能很令人困擾)也未可知;但一個宇宙,如果根本沒有任何可供理解、可供發現的規律,那任何探究、任何思考,都是徒勞無功的,那又何用花氣力?就等如「一定不會中獎的六合彩」,根本沒有意義。

我們的宇宙究竟是第一種,還是第二種?我不知道,這是可供研究的題目。不過,如果我們不假設我們身處第一種宇宙,那任何解釋都無從談起,所以那是必要的假設,我們根本只有這個選擇。

第二款。

其實可以說是「第一款回應」的延伸版,我稱之為「終極大科學實驗」

科學是甚麼?

科學,是嘗試以理性、邏輯,建基於觀察、證據,去探求宇宙的規律(如有)。

整個科學系統,其實可以看成是一次極大型的科學研究、實驗。我們研究的課題,正是要知道我們的宇宙,究竟是「第一種」還是「第二種」!正如前述,如果我們假設我們的宇宙是「第二種」,那根本無從入手;唯一可選擇的起點,是假設我們的宇宙是「第一種」。

科學家不斷地嘗試以理性、邏輯,探求宇宙的規律,尋找各種現象背後的規律,其實等如一次又一次地嘗試證偽「我們的宇宙根據某種規律/邏輯運行」這項假設。每一次,當科學家提出一項假說,以某種規律解釋現象,而未被實驗/觀察推翻,也等如「我們的宇宙根據某種規律/邏輯運行」這項假設又一次通過考驗,未被實驗/觀察推翻。

科學不能「證實」科學的方法本身,但如果「科學的方法」經多番驗證,而仍未被證據推翻,那就表示其可靠可信。

科學本身,沒有任何神秘,不需要依靠任何「信念」,只不過是一套經得起考驗,我們認為是可靠可信的理論而已。但除此之外,我見不到有任何更好的理論。

「對,XX是我殺的。」(嗎?)

凶手自白:「對,XX是我殺的。」

如果是推理小說,犯人被偵探揭破詭計後,通常都會認輸自白。按不同故事類型,可能也會有「真情剖白」環節。然後,可能會自殺(例如:《犬神家の一族》中的… 凶手。[這麼輕微地爆料就放過我吧…]),也有的會移送法辦(當然是刑警類型小說的首選。)。既然犯人都自白了,讀者當然心滿意足。(除非發現手中小說只過了一半,那當然代表事有蹺蹊,真凶可能另有其人,又或背後另有隱情。)

不過,小說歸小說,犯人的自白(Confession),可不是這麼隨便的事情。

「自白」,向來都是將疑犯入罪的利器:「疑犯自己都招認了,還有甚麼好爭辯的呢?」

之所以,從小看古裝片,中國古代奸官酷吏都有將犯人「屈打成招」的傳統。甚麼「拶指(夾手指)」、「夾棍(夾腿)」,都是看古裝片常見的。

(話分兩頭,「拶」、「夾」,理論上是較重的逼供方法,不是查一般鼠竊狗偷案件可以用的。見:

「《大清律例‧刑律‧斷獄上》有關「不合拷訊者」的規定同於《大明律》。清律規定訊囚用杖每日不過三十,但「熱審得用掌嘴、跪鍊等刑,強盜人命酌用夾棍,婦人拶指,通不得過二次。」 刑訊除了用杖外,尚有掌嘴、跪鍊、夾棍、拶指等。特別是夾拶為刑之極重者,不得輕用,而且只有三法司、督撫、按察使、正印官得以酌用夾棍,其餘大小衙門不許擅用。」
陳俊強 1999/01,〈刑訊制度〉,收入高明士主編《唐律與國家社會研究》台北:五南圖書,頁403~437。作者網址:http://web.ntpu.edu.tw/~chanck/

 該文有趣,讀者宜參看。)

時至今日,我們當然不容這種取證方法。

如果有看美國警匪片,必然聽過一段非常有名的警誡詞--「Miranda Warning」,大致相當於港產警匪片中會聽到的「唔係事必要你講」警誡詞。

這段說話,其實源於一件案Miranda v. Arizona, 384 U.S. 436 (1966)

時任首席大法官Earl Warren撰寫的判詞很精彩,我摘錄了一部份附於文後[注1]

簡單來說,Earl Warren認為憲法第五修正案所保障的,是非常根本且重要的憲法權利;任何人,都不應因為對法律無知、沒有能力徵詢法律意見等原因,而被剝奪或削弱這權利。(當然,憲法第五修正案所保障的權利不僅「免於自我入罪」的權利,但本案的重點則在於此。)

故此,法院要求執法人員向疑犯問話前,要警告疑犯:可行使「保持緘默(Right to silence)」的權利,並可要求律師陪同,如果無能力聘請律師,則可獲委派律師。

不過,要求執法人員警誡疑犯並不是新鮮事。早在1912年,英國就有一份叫《Judges’ Rules》的指引,都有類近的要求。要求執法者(或所有公權力/機關)對待疑犯時,要遵循正常(法律)程序(Due Process),當然比古代的嚴刑逼供進步得多,也體現了社會對人權日益重視、尊重。

然而,我所想的,是我們能否再進一步?

第一點,當然是「自白/招供」的內在風險。

就算有多重的制度保障,制度仍有可能出錯、也可能被扭曲、也會有各種不幸或不當的因素影響,而導致「虛假招認(False Confession)」。維基頁的資料很詳盡,我或不花太多筆墨重複抄寫。

簡單而言,就算執法人員完全依足指引,在盤問時仍可用不同技巧,對疑犯施以心理壓力,令無辜的人也可能「自願招認」。比如一種北美執法人員常用的Reid Technique,就被評有此風險,甚至有電視紀錄片探討過這問題。

Innocence Project統計,在他們經手處理的冤案當中,有達四份一曾作過「虛假招認」或「令自己入罪的供詞」。讀者可到該計劃的網頁詳看。

另外一種問話技倆稱為「Bluff Technique」。問話者向疑犯謊稱已握有證據,但不明確表示究竟是可令疑犯入罪或脫罪的證據。聽起來似乎不壞,但研究發現,即使是這種看似無害的技倆,其實也很可能令無辜者「招認」。(見:Jennifer T. Perillo & Saul M. Kassin. “Inside interrogation: The lie, the bluff, and false confessions," Law and Human Behavior, Vol 35(4), Aug 2011, 327-337. doi: 10.1007/s10979-010-9244-2

第二點,其實向疑犯問話,其後以此為檢控之證據,本身是否已經不公平?

試想像一個被捕人,無論他/她實際上是無辜或有罪也好,被拘捕、被扣留、被問話,必然是一個令人緊張、徬徨的狀況;在這情況下所作的決定,其實很難令人衷心信服是經深思熟慮的「自願」行為,多少都有受當時的環境所催逼。

就算被捕人是真正的犯人,所作的招認內容都真確無誤,但究竟是當時的環境令他招認,還是他/她在正常情況底下、在一般的精神狀況底下,都會作出同樣的「自願」選擇?其實疑犯「事後反悔」,想推翻之前所說的口供,本身已令人懷疑所謂「自願」(即使沒有其他威嚇、壓迫)的程度有多少。

如果某疑犯原來是真正的犯人,也有心招認,有心承擔罪責,在案件後續的任何階段,也可以認罪。無論有沒有疑犯的招認,這一點應該沒甚麼影響。為甚麼要依賴「自白/招認」這種不可靠的證據?

從保障人權的角度看,其實是否應該廢止「自白/招認」作為檢控證據?

我未有肯定的看法,但傾向贊成不再依賴「自白/招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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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At the outset, if a person in custody is to be subjected to interrogation, he must first be informed in clear and unequivocal terms that he has the right to remain silent. For those unaware of the privilege, the warning is needed simply to make them aware of it – the threshold requirement for an intelligent decision as to its exercise. More important, such a warning is an absolute prerequisite in overcoming the inherent pressures of the interrogation atmosphere. It is not just the subnormal or woefully ignorant who succumb to an interrogator’s imprecations, whether implied or expressly stated, that the interrogation will continue until a confession is obtained or that silence in the face of accusation is itself damning and will bode ill when presented to a jury. Further, the warning will show the individual that his interrogators are prepared to recognize his privilege should he choose to exercise it.

The Fifth Amendment privilege is so fundamental to our system of constitutional rule and the expedient of giving an adequate warning as to the availability of the privilege so simple, we will not pause to inquire in individual cases whether the defendant was aware of his rights without a warning being given. Assessments of the knowledge the defendant possessed, based on information as to his age, education, intelligence, or prior contact with authorities, can never be more than speculation; a warning is a clearcut fact. More important, whatev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person interrogated, a warning at the time of the interrogation is indispensable to overcome its pressures and to insure that the individual knows he is free to exercise the privilege at that point in time.

The warning of the right to remain silent must be accompanied by the explanation that anything said can and will be used against the individual in court. This warning is needed in order to make him aware not only of the privilege, but also of the consequences of forgoing it. It is only through an awareness of these consequences that there can be any assurance of real understanding and intelligent exercise of the privilege. Moreover, this warning may serve to make the individual more acutely aware that he is faced with a phase of the adversary system – that he is not in the presence of persons acting solely in his interest.

The circumstances surrounding in-custody interrogation can operate very quickly to overbear the will of one merely made aware of his privilege by his interrogators. Therefore, the right to have counsel present at the interrogation is indispensable to the protection of the Fifth Amendment privilege under the system we delineate today. Our aim is to assure that the individual’s right to choose between silence and speech remains unfettered throughout the interrogation process. A once-stated warning, delivered by those who will conduct the interrogation, cannot itself suffice to that end among those who most require knowledge of their rights. A mere warning given by the interrogators is not alone sufficient to accomplish that end. Prosecutors themselves claim that the admonishment of the right to remain silent without more “will benefit only the recidivist and the professional." Brief for the National District Attorneys Association as amicus curiae, p. 14. Even preliminary advice given to the accused by his own attorney can be swiftly overcome by the secret interrogation process. Cf. Escobedo v. Illinois, 378 U.S. 478, 485 , n. 5. Thus, the need for counsel to protect the Fifth Amendment privilege comprehends not merely a right to consult with counsel prior to questioning, but also to have counsel present during any questioning if the defendant so desires.

The presence of counsel at the interrogation may serve several significant subsidiary functions as well. If the accused decides to talk to his interrogators, the assistance of counsel can mitigate the dangers of untrustworthiness. With a lawyer present the likelihood that the police will practice coercion is reduced, and if coercion is nevertheless exercised the lawyer can testify to it in court. The presence of a lawyer can also help to guarantee that the accused gives a fully accurate statement to the police and that the statement is rightly reported by the prosecution at trial. See Crooker v. California, 357 U.S. 433, 443 -448 (1958) (DOUGLAS, J., dissenting).

An individual need not make a pre-interrogation request for a lawyer. While such request affirmatively secures his right to have one, his failure to ask for a lawyer does not constitute a waiver. No effective waiver of the right to counsel during interrogation can be recognized unless specifically made after the warnings we here delineate have been given. The accused who does not know his rights and therefore does not make a request may be the person who most needs counsel. As the California Supreme Court has aptly put it:

“Finally, we must recognize that the imposition of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request would discriminate against the defendant who does not know his rights. The defendant who does not ask for counsel is the very defendant who most needs counsel. We cannot penalize a defendant who, not understanding his constitutional rights, does not make the formal request and by such failure demonstrates his helplessness. To require the request would be to favor the defendant whose sophistication or status had fortuitously prompted him to make it." People v. Dorado, 62 Cal. 2d 338, 351, 398 P.2d 361, 369-370, 42 Cal. Rptr. 169, 177-178 (1965) (Tobriner, J.).

In Carnley v. Cochran, 369 U.S. 506, 513 (1962), we stated: “[I]t is settled that where the assistance of counsel is a constitutional requisite, the right to be furnished counsel does not depend on a request." This proposition applies with equal force in the context of providing counsel to protect an accused’s Fifth Amendment privilege in the face of interrogation. Although the role of counsel at trial differs from the role during interrogation, the differences are not relevant to the question whether a request is a prerequisite.

Accordingly we hold that an individual held for interrogation must be clearly informed that he has the right to consult with a lawyer and to have the lawyer with him during interrogation under the system for protecting the privilege we delineate today. As with the warnings of the right to remain silent and that anything stated can be used in evidence against him, this warning is an absolute prerequisite to interrogation. No amount of circumstantial evidence that the person may have been aware of this right will suffice to stand in its stead: Only through such a warning is there ascertainable assurance that the accused was aware of this right.

If an individual indicates that he wishes the assistance of counsel before any interrogation occurs, the authorities cannot rationally ignore or deny his request on the basis that the individual does not have or cannot afford a retained attorney. The financial ability of the individual has no relationship to the scope of the rights involved here. The privilege against self-incrimination secured by the Constitution applies to all individuals. The need for counsel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privilege exists for the indigent as well as the affluent. In fact, were we to limit these constitutional rights to those who can retain an attorney, our decisions today would be of little significance. The cases before us as well as the vast majority of confession cases with which we have dealt in the past involve those unable to retain counsel. While authorities are not required to relieve the accused of his poverty, they have the obligation not to take advantage of indigence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Denial of counsel to the indigent at the time of interrogation while allowing an attorney to those who can afford one would be no more supportable by reason or logic than the similar situation at trial and on appeal struck down in Gideon v. Wainwright, 372 U.S. 335 (1963), and Douglas v. California, 372 U.S. 353 (1963).

In order fully to apprise a person interrogated of the extent of his rights under this system then, it is necessary to warn him not only that he has the right to consult with an attorney, but also that if he is indigent a lawyer will be appointed to represent him. Without this additional warning, the admonition of the right to consult with counsel would often be understood as meaning only that he can consult with a lawyer if he has one or has the funds to obtain one. The warning of a right to counsel would be hollow if not couched in terms that would convey to the indigent – the person most often subjected to interrogation – the knowledge that he too has a right to have counsel present. As with the warnings of the right to remain silent and of the general right to counsel, only by effective and express explanation to the indigent of this right can there be assurance that he was truly in a position to exercise it.

Once warnings have been given, the subsequent procedure is clear. If the individual indicates in any manner, at any time prior to or during questioning, that he wishes to remain silent, the interrogation must cease. At this point he has shown that he intends to exercise his Fifth Amendment privilege; any statement taken after the person invokes his privilege cannot be other than the product of compulsion, subtle 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right to cut off questioning, the setting of in-custody interrogation operates on the individual to overcome free choice in producing a statement after the privilege has been once invoked. If the individual states that he wants an attorney, the interrogation must cease until an attorney is present. At that time, the individual must have an opportunity to confer with the attorney and to have him present during any subsequent questioning. If the individual cannot obtain an attorney and he indicates that he wants one before speaking to police, they must respect his decision to remain silent.

This does not mean, as some have suggested, that each police station must have a “station house lawyer" present at all times to advise prisoners. It does mean, however, that if police propose to interrogate a person they must make known to him that he is entitled to a lawyer and that if he cannot afford one, a lawyer will be provided for him prior to any interrogation. If authorities conclude that they will not provide counsel during a reasonable period of time in which investigation in the field is carried out, they may refrain from doing so without violating the person’s Fifth Amendment privilege so long as they do not question him during that time."
Miranda v. Arizona, 384 U.S. 436, 467-474 (1966) (Opinion of WARREN, J.)